灼见

【灼见】华教还是课题吗?/甘德政博士

以前我在中国大学上政治学课程时,在课堂上和同学讨论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困境。

我多次提到“华教”两个字,过后有同学问,华教是不是指华人宗教?原来,一些不熟悉大马国情的中国同学,以为华教指的是某种凝聚华人认同的宗教意识形态。

中国同学对华教有不同的解读,还情有可原。根据我国华社约定俗成的理解,华教是“华文教育”或“华人教育”的简称,英文都叫Chinese Education。

早期马华公会和董教总多次争论“华文教育”和“华人教育”,就体现在“独立大学”和“拉曼学院”之间的论战。

对董教总而言,华文教学的独立大学才是“华文教育”(华教)最高学府;马华却认为,解决华社子弟的“就业出路”和“社会向上流动”才是当务之急,所以推出英文教学的“拉曼学院”作为“独立大学”替代品,并视之为“华人教育”(华教)最高学府。这个论争,贯穿整个冷战时期,影响深远。

一直到1980年代,饱受巫统霸权打压、充满忧患意识和抗争情结的华教积极分子,在推动华教运动方面,仍有能力回应时代需求,提出极具悲情张力的政治论述,以进行政治动员。

华教运动自我设限

1982年大选,一些华教分子提出“三结合”概念,主张“打入国阵,纠正国阵”,集体参加民政党。1990年大选,董总领导人以促成“两线制”为号召,集体加入民主行动党,形成一道波澜壮阔的华教运动壮丽风景线。

1990年代,敦马哈迪医生出台“2020宏愿”的“文化霸权”大战略,一举收编华社的反政府力量。从此华教运动的格局,再也回不到先前的高度,在论述和动员方面都开始自我设限,美其名为超越政党或超越政治。

2009年,当时在野的刘镇东在《华教运动,动或不动》书中提到:“倘若华教运动仍然只是族群运动,是不会走很远的,因为这个格局太小了,而往往其结果更多的就是妥协,间接也失去号召群众的能力,使华教最后沦为独中和华小的拨款机器。”

他也以知识分子的语气说:“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整个华教究竟是为何而战?否则的话,这将是一场没有理想的斗争。”

如今,政权轮替已实现两次,巫统也已积弱不堪,但华教依然面对严峻挑战,那就是极端势力借尸还魂后的绿潮。

以前,华教领导每届大选提出的诉求,都显得高大上,如承认独中统考、增加华小数量、增加华校拨款、增加华人的大学名额等,都显得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当教育部派不谙华语者进华校,面对变质威胁,华社肯定总动员抗争到底。

如今面对绿潮,以往的“宏伟诉求”却销声匿迹,通通让路给“政治正确”的“大局观”,统考不要再提了,华校师资不要再说了,圣训争议也不了了之。

最近的选战,大家反而不断看到“要继续吃猪肉”、“要继续买万字”、“要继续上云顶”、“要继续穿短裤”之类啼笑皆非的卑微乞求。

最近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倪可敏因政府拨款华校的模型支票印有政党标志,备受批评时,他轻描淡写答:“这不是课题,最重要是学校拿到拨款。”

陷入意识形态真空

面对宗教意识形态武装到牙齿的绿潮新选民,华社新一代反而好像陷入了“意识形态真空”。现在的华教,已不是以前华社跨阶级、跨语言、跨籍贯,可以凝聚整个族群认同的意识形态了。

或许,当华教不被华社在乎,也不再是课题时,似乎印证了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博士所言之“行动党真好命”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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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华文教育理论建设刍议/林国安

尽管上诉庭已经宣判国民型华淡小使用华淡语文教学没有违反联邦宪法,联邦法院也驳回有关败诉组织提交上诉的申请;教育部长法丽娜也宣称现行教育法令认可多元语文教育源流学校的存在,但是,近来仍有种族主义政客责问教育部允许“不同语文媒介、不同课程纲要”的母语学校存在,叫嚣关闭多元母语学校,实施一元化教育;更有大学教授大放厥词“多语源流小学助长族群偏见、阻碍国民团结”。

这一波“关闭多元母语学校”论和“多语源流小学阻碍国民团结”论,有论者认为是“对多语源流学校新一轮攻击”,是“别有心机的教育折腾”,群起论争。

但有关争议多见于报刊言论版,偶闻华基政党领袖零星呛声几句。至于华教组织机构这回倒是“噤若寒蝉”,似乎陶醉于法院“标杆式判决”,或对“老调重弹”充耳不闻。

基于《联邦宪法》精神和华人公民地位,华文小学是顶天立地的庄严性存在,而不是消极的被动性共存;华文小学的存在,也是华文教育事业发展的根基。

华教发展仍存局限

上述种族主义者和别有居心者对华小定位的质疑与歪曲,从一个侧面反映国内政治与形势的变化,客观上仍存在对华文教育发展这样那样的局限。

不仅华文小学企盼“平安建设”(参见拙文《华小企盼“平安建设”》,《南洋商报》言论版,2023年11月28日),华文教育更亟需加强理论建设,以应对形形色色的舆论挑衅。

加强华文教育理论建设的途径,无非是深化对华文教育教学方方面面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华教界对华文教育教学研究认识不足、力度不够,尚有偌大空间待发掘与深耕。例如华教史的研究似乎满足于那一两本“华教两百年奋斗史”,认为其它没有什么值得论述的了。

实质上,华教史研究除了历史的叙事,还需结合教育发展思潮的视角,从教育活动、教育现象深入教育事件本质的论述。

这是当前华文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质量的问题。其次是母语教育教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当前我国华教组织机构仍沿用上世纪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和关于防范歧视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建议,作为维护与发展母语教育学校的理论依据。

整合华教研究资源

其实,近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关于母语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例如“国际母语日”倡导“母语文化意识”,“可持续发展教育”以母语为优质教育基本要素,《世界语言大会苏州共识》确认母语教学的教育价值功能,都是用以论述母语教育教学优越性、民族语言文化传承、身分认同、族群智慧开发、中华文明分享的坚实理论支撑,以及批驳各种悖论的指导思想。

还有,目前我国华文教育研究态势比较零星,研究者多为“个体户”,单打独斗;有者倾向学术探究,有者流于高谈阔论,一些选题也未必切合问题解决需要。华文教育教学研究亟待整合,发挥作用。

欣闻新纪元大学学院成立华文教育研究院,或能为研究者提供平台,整合人本资源,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国内外华文教育教学发展态势;树立数据化意识,采用大数据挖掘华文教育实践过程中的人、语言、文化、教学等方面的特征,发现其中规律,构建华文教育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这个华文教育研究单位,可整合各方教育资源,进行华文教育专项课题研究,如“华文教育发展思潮研究”、“跨文化教育情境与民族语言文化传承研究”、“华小非华裔学生学习问题与对策研究”等,以形成一批有应用价值的智库型研究成果,助力华文教育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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