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变天所至改心态/胡逸山博士

本地变天前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觉得还是政客、公务员以至民众心理以至行为的微妙变化。以前本地名为民主国家,实为一党专政,执政党自建国以来就到上个月变天前都没有换过,只是名称从“联盟”改为“国阵”而已。如此长期执政,至少导致了两种“相辅相成”的恶性循环。

其一当然是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英国谚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当一个政党“知道”选举不过是做个样子来骗骗国际上的自由民主主流社会,而其实自身几乎肯定是不会下台的,那么彼等当然得以为所欲为,各种贪污腐败、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等恶行、丑行当然接踵而来。



加上本地物产丰饶,诱惑极为庞大,大家当然会“大快朵颐”,所以什么1MDB、养牛等偷窃事件层出不穷。这就如当年菲律宾的马可斯、印尼的苏哈多时代一样,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大家都在忙着吃。吃什么?当然是吃钱。

其二则是因为长期没换过政府,公务员虽然理论上应该保持中立,不管谁当政府都不偏不倚的公事公办,但事实就是彼等必须看着当时看来永远没得更换的政治主子哪怕是丑陋的“嘴脸”。

也是英国著名谚语(源自电视连续剧《是的,部长!》):“部长们就如过客般来了又走,但常任秘书长常驻这里”的说法,在本地以前好像不太管用,因为即使一位部长走了,但执政党没换过,所以态度效果还是一样。

“不务正业”讨主子欢心



有时不只是养尊处优的政客把整个或局部的公务员系统公器私用,甚至一些高级公务员也会主动阿谀奉承,讨主子欢心,故意去搞一些“不务正业”的事情,企图让“上面的”觉得彼等“忠心耿耿”。

如本来应该全力监视恐怖分子,以防彼等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变成分散一大部分资源来去监视反对党完完全全合法的政治活动等,令人不胜唏嘘。

一般民众们当时的心里也都诚惶诚恐、敢怒不敢言,因为“言”了也没有办法改变现实,搞不好还会招来各式各样的麻烦,轻者被请喝咖啡,重者甚至锒铛入狱、前途尽毁,所以只好自求多福,乖乖的养成只顾赚钱,甚至赶快设法移民的心态了。但变天后大家看来听来更为敢怒敢言,如被问起如果新政府也贪污腐败那如何是好,答案也变成“那就再换政府啰!”

至于政客们,现在无论朝野都清楚理解上台不过是一段为人民服务的时间,若干年后也会下台,即使要吃钱应该也不会那么肆无忌惮的吃了。公务员更应该清楚的理解,彼等最终服务对象是人民,而不是一些政治主子。人民才是当家作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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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

【灼见】反贪之路崎岖不平/胡逸山博士

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日前宣布公务员将有至少2000令吉的最低薪资,一方面是要帮助他们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尤其是政府取消柴油的补贴后,一些无良商家无论有否受到影响,更是投机性地调涨商品价格,令人不胜唏嘘。

另一方面,政府近月来肃贪的决心与力度高涨,而安华也希望通过保障公务员的基本收入,来降低他们通过贪污来“帮补家用”的“需求”。

这看起来是一举两得,但还是有互相矛盾之处。政府一手从减少柴油补贴为国库省下了一笔钱,但另一手却又增加公务员薪酬方面的开销,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节流作用。

安华许是认为在通过此薪酬保障手法如得以降低贪污,那么所能省下来的公帑是远超过这些增加的薪酬支出。因为通常商家拿来贿赂官员的财物,也是通过官商勾结提高报价所取得的额外“收入”中来的“回扣”,此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也!

高薪养廉效果不大

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占巴基日前受访,从其反贪多年的执法专业角度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单刀直入地指出,单只提高或保障公务员收入,防贪的效果应该不大。阿占巴基的这番话,其实与民间各界的观点蛮吻合,也证明反贪会是很接地气的。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不便明说的政治社会因素,逐渐“打造”出一个庞大而臃肿的公务员队伍。公务员在本地人口里所占的比例,也多次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比起一些威权专制、官本位气氛浓厚的共产政权等,赫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瞠目咋舌!

本地国库的收入毕竟有限,所以也就难以仿效新加坡、香港等地高薪养廉的做法。

各界咸对本地的反贪效果不太以为然,认为不过是“只抓小鱼不抓大鱼”,聊胜于无之安抚民心的伎俩而已,甚至还有认为是以反贪为借口来肃清当权者的政敌,总之就是越反越贪,而且是大有大贪、小有小贪,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索性上上下下来个贪得不亦乐乎!

阿占巴基的专业看法,其实也是吻合犯罪心理学的至少一派学说。这派“机会论”的学说认为,如贪污等的白领罪行,其导因主要是犯罪者有机可趁,利用手握的权力或便利来中饱私囊,即使是他们的正当收入再高也还会是如此。

所以,要减少这类的贪污现象,还是必须先治本,从最基本的制度改革开始做起。如本地的许多法规条文中,一方面给予官员或当权者的裁断权力很大,如会写有“由部长或总监酌情批准”或“除非部长或总监酌情另行决定”等得以被利用来无限上纲的条文。

制度改革权力监督

另一方面,这些机构又没有真正的监督单位,就算有名义上的咨询单位,也每每在实际运作起来时成为橡皮图章或甚至拿来政治酬庸的“肥缺”,当然更谈不上什么阳光政策的透明运作了。

如此不受监督的黑箱作业下,那么一些理应被有关部门监管的利益攸关者当然也就想要绕过或摆脱合理的监督,而通过贿赂来直达得以独断决策者,利诱后者来直接批准。如此一来,本地又如何不贪污猖獗成风呢?

但要展开如此庞大的制度性改革来肃贪,那又谈何容易呢?一方面这等于企图截断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财富,他们当然会心有不甘,想要极力反扑,包括可能通过数量庞大的选票来更换有志如此改革的政府,所以当政者当然不敢轻下如此的政治决心。

另一方面,有效的对权力监督也意味着更大程度的公民社会积极和理性参与,而各界对此是否做好了准备,还不得而知。由此可见,反贪之路在可见的未来还是崎岖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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