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新政局华教困境/甘德政博士

如今的大马政治局势,已和至1980至199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

国家已经历两次政权轮替,威权早已崩塌,华人政治力量也绝大部分集中在民主行动党为主力的希望联盟,而且还掌握了在朝的执政优势,没有了以往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困境。

吊诡的是,在国阵霸权倒台、巫统奄奄一息的当今,在野的“绿潮”却成为华社及华教界的新威胁,导致团结政府在进行体制改革方面仍举步维艰,在华教议题上仍面对重重限制。

诸如承认统考、华教拨款、增建华小、华校师资不足、固打制造成华裔优秀生对公立大学热门科系望门兴叹等老问题,仍然困扰着新一代的华裔子弟。

巫统一党独大的政治霸权年代,即使面对强悍和嚣张的同化政策压力下,华社及华教界也已摸索出一套有理可循、足以应付行政官僚刁难的策略。

在朝的华裔执政党即使被指责“当家不当权”,但也会在选票压力下被迫“交货”或“交差”。

以往,马华与巫统在华教议题上的“内部争取”博弈过程中,往往都是作为先锋的马青与巫青在媒体上不断交锋,然后由双方最高领导出面打圆场,最后再出台折中方案,达致博弈论中的均衡点。

但是,这套早已达成默契的“游戏规则”,随着政权轮替和巫统霸权崩盘后,早已不复存在。

体制改革重中之重

在新的政治碎片化时代,敌友关系随时变化,新的游戏规则和博弈规律还未出现,对华教而言,更增加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

无论如何,国家体制改革永远是重中之重,首相拿督斯里安华领导下的团结政府,处理事情有分轻重缓急,华教长年累月的种种问题,也不是靠改朝换代就能在短时期内解决。

一些人期望“毕其功于一役”,要新政府把常年困扰华教的问题,在短期内一次过解决掉,这种迫切期待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未免不切实际。

华教长期所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归根究底就是因为政治的原因。

在马来西亚,教育问题往往就是政治问题,而且常常会演变成敏感的种族课题。

旧官僚体系难改变

无论如何,虽然已经改朝换代,但是旧官僚体系的思维还是难以改变,各种引人诟病的行政弊端和前朝小拿破仑还是潜伏在国家官僚体系的各个层面。

新政府或许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处理和解决,稳定大局才是当务之急,绝不能给反动势力有任何反扑的机会和借口,让我们的国家陷入族群和宗教纷乱而大倒退,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局面。

更何况,政治民主化年代的华教,如今面对的各种挑战,其复杂程度远甚于威权年代。

除了“贪污腐败”、“官僚主义”、“极端主义”这三座几十年不变的大山,加上其他如国际学校与私立学校的竞争、华社少子化趋势和华裔学生逐年递减、越来越多非华裔进入华校等新涌现的现象,使到当今华教工作者还必须思考如何超越重硬体、轻学术、重建筑、轻人文的旧框框,肩上重任可想而知。

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华教团体与朝野各政党的关系,也应做出灵活应变的策略调整,集思广益找出相应的“思想武器”,鞭策各政党的政策来配合华教的发展方向。

若华教工作者过于乐观,认为“改朝换代”就可“大功告成”,而进一步“去政治化”和“自我设限”,那么当“华教运动”退化成“华教工作”时,这个社会运动也就失去了政治张力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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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大马的国家正常化/甘德政博士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最近在国会提呈《2024年财政预算案》时,开头就提到“后正常时代”(postnormal times)这个词汇。

这是英国籍巴基斯坦裔回教徒知识分子Ziauddin Sardar提出的未来学概念,简单地说其定义是“我们正处于一个中间时代,旧的正统观念正在消亡,新的正统观念尚未诞生,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明智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

“后正常时代”可说是首相经济政策的理论框架和主要思路。的确,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在的国际大环境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管用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在新形势下已经不合时宜。

但是,在谈论“后正常时代”之前,我们要先检视的是,这个国家到底还正不正常?

我国经历两次政权轮替,换了几次政府,但国家体制没有变,掌权的还是同一班官僚。加上最近连续发生一系列种族宗教课题的论争,让许多曾经对改朝换代充满憧憬的大马人感到迷茫。

我们现在经历的,或许就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以这种文学表现手法扬名于世,更凭不朽名作《百年孤独》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百年孤独》写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几百年来不断轮回的荒谬故事,情节极为怪诞,却突显真实。放在我国的情境和脉络,其实从威权祖师爷敦马哈迪医生摇身一变成救国英雄、被当年他残酷镇压的改革派捧回首相宝座那一刻开始,魔幻现实主义元素就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根。

除了光怪陆离的政坛充满背后插刀、仇敌和解、合纵连横、尔虞我诈等狗血情节,还有很多不符合逻辑、违背常识、荒诞不经的事情,接下来都有可能发生。

例如,本来以前大家可以好好一起在咖啡店喝茶吃饭,突然有人要斤斤计较食品成分和划清界限,深怕不洁之物会玷污本身高尚的宗教情操,甚至有异教元素的商标也被抵制。

再来,本来在独立初期就已经解决和写进宪法的母语教育权利,现在突然有人说这是违宪,有破坏国民团结之嫌,喊打喊杀要法院审理翻案。

跨国大企业遭殃

还有,本来是远在中东的国际冲突事件,突然成为国内的大是大非课题。大家忙着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政治猎巫,非我族类都被套上以色列代言人的大帽子,一些跨国大企业也被扯上国际犹太资本集团而遭殃。

很多以前天经地义、约定俗成、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常识,现在突然变得政治不正确了。

也许正是国内长期的种族政治结构,导致“国族建构”过程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加上种族霸权出台过各种带有种族色彩和行政偏差的公共政策,因而我国在国际上被很多有识之士公认为“多数种族享有特权”的“不正常国家”之一,严重削弱国家竞争力和社会凝聚力。

或许只有精神分裂的人,才能在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不正常国度里存活。既然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不正常之处,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国家正常化的可能性,而非空喊改革而已?

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法律等各个层面,还存有许多威权时代留下的反常烙印。

新一代的政治工作者、公民社会组织、知识分子等是否该呼应政治民主化的时代需求,提出相关的新政治论述,引领国家朝正常化方向发展?否则我国的“后正常时代”肯定还是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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