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马来西亚大选结果如何，它依然存在东西马的政治权益分配的斗争。

虽然选前国阵主席阿末扎希说，一旦国阵胜选，将会委任3名副首相，一个在西马、一个在沙巴及一个在砂拉越；而希盟主席安华则宣称，希盟的竞选政纲中早有列明会委任两名副首相，一个在西马；一个在东马。

不过，严格来说，东马的政党至今并没有对西马政党提出“东马人的副揆论”感到惊喜与雀跃。这说明了，今日的东马人所要的是更多和更大的自主权，而不是带有“虚名”的副首相。

其实，马来西亚概念的提出乃因牵涉到复杂的国际政治大问题，并不是为了东西马人的权利才作安排。

一位著名学者迈克里特（Michael Leigh）在2018年穷其毕生精力，完成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砂拉越和汶莱在马来西亚塑造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少关注大马概念

这位在悉尼大学有35年执教经验的教授，打从1962年就对砂拉越的政治进行研究。他在书中提及一个鲜为人所注意到的，当时世界局势的转变，对马来西亚的成立竟是息息相关的。

远在1955年时，英国殖民地大臣宁诺波特（Lennox Boyd）联同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Malcolm MacDonald），秘密地提出他们的长远规划，其中包括英国有必要对其剩余的殖民地进行非殖民化。

麦唐纳则补充说，在过去8年，他已向新闻业者提出这种概念，但婆罗洲方面好像鲜少关注到他们对马来西亚概念的构思。

在1961年时，随着中国的统一与强大，共产主义已在东南亚取得立足点，包括朝鲜半岛、越共的活跃及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共产势力的兴起，因而被印尼总统苏卡诺形容为新兴势力（New emerging forces, NEFOS），必将战胜旧势力（Old established forces, OLDEFOS）。

在苏卡诺眼里，所谓旧势力包括属于新殖民主义的马来亚及殖民残余的国家，如汶莱、砂拉越、新加坡和北婆（沙巴）。

在这个时期（1962年），苏联的核威胁已在古巴布阵，而古巴仅离美国领土不过150公里，这种局面也刺激东姑阿都拉曼将新加坡视为第二个古巴。

出于对共产势力的恐惧和担心，新加坡的李光耀支持马来西亚的成立，这对新加坡的生存和安全是十分关键的，以让新加坡继成为“自由世界”。英方东姑也因之被鼓励策划马来西亚的成立，并认为对马来亚有利。

按英国的计划，马来西亚应在1963年8月31日成立，但因联合国派团进行鉴定民意（称为柯波调查团），也就将马来西亚成立的日期展延至9月16日。

经过多番的谈判，马来亚联合邦政府终于与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分别签署了“马来西亚63协议”。

在条文中，规定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是以“邦”的地位成立马来西亚，也有协议保证。其中新加坡保有移民、劳工、教育和财政自主权；沙巴20点协议中及砂拉越18点协议中，也保有移民与劳工自主权。

有关协议于1963年7月31日由英女王御准。但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而成为独立国家，也就意味着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签署的协议书完全失效。

东马“邦”不见了

尤其重要的是，在协议中，沙巴、砂拉越及新加坡是以“邦”的地位加入马来西亚的。

但不知为何，在1976年东马“邦”的地位不见了，沦为与西马一样普通的州属。这是胡先翁当首相时发生的事。

这一年对马来西亚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沙巴的执政党沙统（慕斯扎法领导）一党独大，为所欲为，违抗中央旨意，胡先翁在国会提出修宪，将东马的邦地位降为州级，以控制东马不得逾越雷池一步。

平心而论，自从东马加入马来西亚后，就未曾享有“自主的地位”。例如1965年沙巴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被中央调任联邦部长，不再担任首长。又例如1966年砂首长加隆宁甘被罢黜，经斗争后还是败下阵来。这说明了首相的权力大过天。

既然沙巴已贬为州，则中央拥有更大的权力在1985年进一步突显，中央另支持团结党打败人民党，且在90年代一鼓作气将沙巴变成巫统的天下（沙统人出任首席部长）。

只要“东马人的东马”

进入千禧年，东马人民已开始不满西马中央集权的压制；尤其不能接受为何东马比西马落后，例如沙巴的贫穷率已恶化至20%。而砂拉越油气的税收虽然高达34.8%，人均GDP高达1万1000美元，但整体发展还是十分缓慢。

虽然国会已在2021年4月8日通过修正案，将东马的“州”地位恢复为“邦”，但依然未见东马人兴高采烈。因此“东马人的东马”一词一直围绕在东马人民的头上，他们所要的是富庶的邦应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利，而不是诉求未果下，“邦”的地位被典当了。

无可否认的，在字面上将邦变成州，再将州变回邦，是没有多大的意义，除非在实质上让东马人民感到他们有自主权，而与西马是真正的一家人，而不是两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