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还是副首相的时候，新自由主义兴起，那可是一个市场机制挂帅的年代，主张跨境贸易和金融市场自由化，是累积财富的唯一途径，并认为所有人将受惠于经济增长。

虽然亚洲区经济普遍蓬勃的发展，确实少不了贸易自由化的功劳，中国经济入世贸以后的崛起，更是佐证了开放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改革，但经济增长却不必然惠及所有人，成长果实也不全然下渗到基层人民。

市场开放固然可催化更有竞争力的商家，生产更有附加价值的商品，创造更高薪的就业机会，但不是所有行业都能参与出口市场，更多的是被进口碾平，否则作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我国出口量又怎会仅由那1%的大企业和1%的中小型企业所主导？

自独立以来，我国就不曾停止过招商引资，如果外资的投入要真的能解决低薪的问题，我国那近乎500万受薪族的每月工资，就不会在2021年也仅是2250令吉或更低。

再说，我国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万7439令吉，或月均3953令吉，与2250令吉这中间工资相比较，工人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就很明显，因为酬劳仅是所创造的附加价值的57%而已。

物质存在决定意识

安华当年就曾经提过，大学经济课所传授的不该只限于主流思潮，应该也包括非主流思想，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没有人想要提倡无产经济，因为无产社会是经济运转失序败坏的根源；也没有人要主张无神论，因为如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所论，始于18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经济学，离不开基督新教的影响。

但安华要是翻阅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该就会涉略过，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政治这上层建筑发生变更的导因，而不是那些政治的、宗教的意识起了冲突，即便是意识冲突也必须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矛盾去解释。

换句话说，人们的物质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回到第十五届大选的结果，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半数以上的马来票都投给了国盟，而大部分也都来自于处在经济发展边缘的北马和东海岸。

如此显著的族群和城乡地域的分野，难免会引起众人忧心，团结政府是否会走回头路，从宗教的视角来回应政治版图的变更，一如当年马哈迪和安华联手伊斯兰化政教，以抵御回教党影响力的扩张。

回溯既往，团结政府想必明白，就伊斯兰化来说，没有任何政党可媲比以伊斯兰化为唯一目的的伊党。但伊党的伊斯兰议程，不是伊斯兰化的唯一选择。

如果团结政府在往后的日子，尝试推出伊斯兰化的替代诠释，切记这一次的选票分布，并不意味着马来群体是铁了心，一心一意地追求精神世界而不再在乎世俗的物质条件，因为其中还掺杂着对巫统的失望，和对希盟能否保护马来族群经济权益的怀疑。

百姓福利为目的

所以，安华任相后最大的经济挑战，就是从过往误认招商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等手段为目的，以为老百姓自然而然地会受惠的发展模式，过渡到以老百姓福利权益为目的，招商引资及经济增长为手段的经济模式。

套用老马（唉！我指的是马克思）的语境，就是通过扩大经济基础来巩固政治上层建筑，而所谓的经济基础，指的不是仅涉及少数政工商精英的招商引资、开发经济增长新源头等经济活动，而是托克维尔观察中的市民社会，一个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生活，一个涉及大部分老百姓的生产与分配关系。

一旦改变老百姓的生活素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板块再厚，也有被移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