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不平等与民主/Project Syndicate

近年来人们对民主的退却和专制主义的崛起议论众多,这是有道理的。

从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到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和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我们看见了越来越多的专制主义者和引导某种奇特右翼民粹主义的潜在专制者。

虽然他们承诺会保护普通公民和维护长期奉行的国家价值观,但其推行的政策却保护了权贵并破坏了由来已久的规范——也让我们其他人尝试去解释他们为何具备如此吸引力。

虽然相关的解释很多,但其中一个突出原因是不平等状况的加剧,这是现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个问题,也在很多方面与对民主的侵蚀有关。

尽管各国的程度各不相同,但经济不平等必然导致政治不平等。

在美国这样一个对竞选捐款几乎不设限的国家,“一人一票”已经演变成了“一美元一票”。

这种政治上的不平等状况会自我强化,催生出进一步巩固经济不平等状况的政策。税收政策有利于富人,教育制度有利于已享有特权者,而设计和执行不当的反托拉斯法规往往会让企业肆意积累和利用市场势力。

媒体被财阀控制

此外由于媒体被鲁柏梅铎等财阀拥有的私人公司所控制,因此大部分主流言论都倾向于巩固同样的趋势。收看新闻的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被告知说对富人征税会损害经济增长,遗产税是对死亡征收的税款等等。

最近由超级富豪控制的传统媒体也加入了由超级富豪控制的社交媒体的行列,只不过后者在传播错误信息时受到的限制更少。

得益于1996年《通信规范法》第230条的规定,美国企业无需为其平台上托管的第三方内容负责,也无需为它们造成的其他大多数社会危害(尤其是对女性青少年的危害)负责。

在这种不负责任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我们是否应该对有如此多的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财富的日益集中,或者他们认为这个系统是被操纵而感到惊讶?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带来了不公平的结果,这削弱了人们对民主的信心,导致一些人得出结论认为,其他制度或许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这是一场由来已久的辩论。75年前就有许多人怀疑民主政体是否能像专制制度一样快速发展。

如今许多人也在问同样的问题,哪种制度能 “带来”更大的公平。

两极分化加深

然而,这场辩论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展开的,在这个世界中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拥有塑造国家和全球思维的工具,有时甚至不惜使用赤裸裸的谎言(“大选被窃取了!”“投票机是被操纵的!”——这一谎言让福克斯新闻损失了7.87亿美元)。

结果之一是两极分化加深,阻碍了民主的运作——尤其是在美国这样赢家通吃的国家。

到2016年特朗普以少数选票优势当选时,原本主张通过妥协解决问题的美国政治已经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党派权力斗争,一场至少有一方似乎认为不应有规则的摔跤比赛。

当两极分化变得如此严重时,人们往往会觉得利害关系过大而无法让步。

当权者非但不会寻求共同点,反而会利用自身掌握的手段来巩固本方势力,比如共和党就曾公开通过选区划分和压制选民投票率的措施来实现这一点。

当人们觉得利害关系既不太小也不太大时,民主制度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如果涉及的利害关系过小,人们就会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参与民主进程)。

民主政体设计了一些选择以提高达到这种平衡的机会。比如议会制度鼓励建立联盟,通常将权力赋予中间派而非极端分子。事实证明强制性投票和排序选择投票在这方面也有帮助。一支尽职尽责且受保护的公务员队伍也同样有帮助。

掌权后政策制定更糟

美国向来以民主灯塔自居,虽然该国一直存在一些虚伪行为,从罗纳德·里根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亲密关系,到乔·拜登未能与沙特阿拉伯保持距离,也没有谴责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政府的反穆斯林偏执行径,但至少包含了一套共同的政治价值观。

但如今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状况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以至于许多人开始抵制民主。

这为专制主义,尤其是特朗普、博尔索纳罗等人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但是这些领导人已经表明他们无法给出那些心怀不满的选民所寻求的答案,相反在掌权后制定的政策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与其在别处寻找替代方案,我们不如向内看看自己的制度。通过正确的改革,民主制度可以变得更具包容性,更能顺应公民的需求,减少对目前掌握财政大权的企业和富豪的依赖。但要挽救我们的政治还需要进行同样剧烈的经济改革。

只有当摒弃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更好地创造人们所赞赏的共同繁荣时,我们才能开始公平地增进所有公民的福祉,才能让民粹主义者无法借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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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是全球不平等根源?/Project Syndicate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重塑了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也让作者一举成名。皮凯蒂正确地指出实施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动因几乎完全集中在国内问题上,但他的核心论点——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不平等日益加剧,在将越南贫困农民的境况与法国中产阶级相对舒适的生活进行比较时不攻自破了。

事实上,过去40年来亚洲和中东欧经济体在贸易推动下的崛起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跨国差距缩减幅度最为巨大的一次。

尽管如此,除了嘴上呼吁两句,西方观察家甚少关注生活在全球南方的另外那85%人口。比尔·盖茨这样的慈善家将大量资源用于改善非洲人民生活,而大多数基金会和机构仍将重点放在减少本国内部的不平等上。尽管这两项事业都令人钦佩,但政治分析家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参照全球标准,发达经济体几乎不存在贫困。

国际性不平等

当然,印度的农民对美国或欧洲的选举没有影响力,而近年这些选举的焦点也越来越转向国内。如今候选人不会因为承诺帮助非洲而获胜,更别提南亚或南美了。这种转变有助于解释皮凯蒂将不平等问题归结为国内问题的观点为何会在美国进步派人士中激起强烈反响,并间接地与前总统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产生共鸣。

但这种解释忽略了生活在易受气候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数亿人口。此外尽管殖民主义的影响经久不散,但欧洲那些福利国家或日本并不热衷于对向前殖民地支付赔偿。

可以肯定的是,加强发达国家的社会安全网——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是理所应当的。不过从道德角度来看,此事是否比让全球7亿赤贫人口脱困更为紧迫则依然是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

值得称赞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采取重大措施援助发展中国家。但是它们的资源和政治责任都是有限的,而富裕国家则倾向于支持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和倡议。

融资方案

一个似乎已达成广泛共识的领域是气候行动。有鉴于此,我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创建一个可以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大规模气候融资(最好是通过赠款而非贷款)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的世界碳银行。

正如我最近所言,考虑到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途径(禁止私人贷款人在发达国家法院起诉违约的主权债务人),赠款融资尤为重要。为了吸引私人融资,发展中国家必须自己建立可靠可信的法院以及其他体制。而在这一切得以实现之前依然需要弥补资金缺口。

减少全球贫困最终都需要扩大开放和减少贸易壁垒。全球经济已经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推动贸易限制的民粹主义政客的推波助澜下支离破碎,对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经济前景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地区的政治不稳定状况向较富裕国家蔓延的风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而且已经反映在了这些国家日益激烈的移民辩论中。

发达经济体3选项

对此发达经济体有三个选项,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只针对国内不平等问题的:

首先,它们可以加强应对移民压力的能力,打击那些企图破坏全球秩序稳定的政权;

其次,可以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有能力避免内战的国家;最后是派遣公民援助低收入国家。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在国内试行了一些项目,鼓励应届大学毕业生到较贫困社区支教一年或兴建房屋。

至少,派遣西方学生到发展中国家——哪怕是短期的——可以让那些养尊处优的校园活动家们了解世界上大部分人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亲眼目睹那些资本主义尚未扎根国家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

这样的经历可以让年轻人对各项全球挑战有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他们对那些最终可能影响自身生活的危机有更清晰的理解。

这并不是说国内不平等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只是它并不是对永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最大威胁。

而西方领导人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则是找到能使各国接入全球市场并将其公民带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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