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努力限制中国获取半导体等先进技术的同时，它也不应无视自身对许多来自韩国和台湾等亚洲小型经济体的类似技术的依赖。因此，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经济体作为生产者来说究竟有多可靠。

检视韩国在工业方面的成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一个答案。韩国巨头三星电子早已超过日本东芝和美国英特尔，成为（按收入计算的）世界第一大芯片生产商。不过，韩国工业的造诣其实远远超出了半导体的范围。

比如现代汽车公司，最近晋身为仅次于丰田和福士伟根的全球第三大汽车制造商，且产品品质足以与前两者媲美。在今年的J.D. Power汽车可靠性研究中，现代汽车和其姊妹企业起亚，击败丰田和通用汽车并列第一名。

而世界汽车大奖组委会，则连续两年（2022和2023）将现代公司的电动汽车Ioniq评为“全球年度最佳汽车”。

韩国的军事工业也在快速增长。多家韩国企业利用乌克兰战争的契机，增加了对西方的武器出口——比如向波兰出售K9自行榴弹炮和步兵战车。此外，今年2月韩国航空宇宙产业公司确认了一项向马来西亚政府出售18架战斗机的交易。

自2014年收购三星化学品业务以来发展迅速的韩华集团，目前预计将收购大宇造船和海洋工程公司——后者是该国顶级船舶制造商之一，还生产军舰和潜艇。

韩国企业甚至在生物技术领域这类进入壁垒较高的长周期行业，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一些韩国企业曾在1990年代试图进入该行业但无功而返，但是新冠疫情开启了一扇机会之窗，而韩国企业也并未错失这一良机。

自2020年以来，三家生物技术企业——三星生物、赛尔群（Celltrion）和LG化学——已经跻身首尔股票市场交易量前十名。

财阀架构灵活突围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名单还包括NAVER（韩国版谷歌）和Kakao（韩国版脸书）。这使得韩国成为少数几个（譬如中国）本土数字平台表现优于美国科技巨头的国家之一。

韩国企业通过把握外部机遇实现了茁壮增长。它们的灵活性——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源自于其架构：整个国家的经济都由被称为财阀（Chaebols）的多元化家族企业集团所主导。

财阀集团的过往记录并非无可指摘。它们曾因过度借贷投资助长了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而广受批评。但虽然前30名的财阀中，约有三分一在那场危机期间破产，余下那些却重生为高盈利的全球性企业。

这些企业的家族所有权使得决策更为迅速，战略时间跨度更长，相比之下典型的西式雇佣管理层，可能不太愿意去为企业长期成功实施冲击现有业务的创新。在这方面稳定的所有权状态，可以支撑长时期的风险承担。

如果没有其创始人之孙兼董事长具本茂的远见卓识，LG就无法崛起成为领先的电动电池生产商。即使在亏损不断累积的情况下，具本茂仍然花了近20年时间里，奋力开发全球领先的电池技术。

得益于他的坚持，LG能源解决方案公司如今已是（中国之外的）全球市场顶级电池制造商。

公众监督家族企业

当然，家族所有权也容易导致不透明的公司监管和无法移除的掌控。

但近年来公众监督的不断增强，推动了这些方面的重要进展。

许多连锁企业如今采用双线并行式领导结构，由家族所有者领导，同时聘用专业CEO并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方案。

这已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组合。首先是三星创始人李秉喆不顾其管理团队反对开始生产半导体，接着有两位CEO尹钟龙和权五铉在历经七年亏损后，使芯片业务扭亏为盈。

两位CEO都获得了巨大的自主权和财务激励，而李氏家族及其员工则对该业务进行了持续的监督和更新。

财阀企业往往通过跨越现有市场参与者而获得成功。例如随着数字革命的兴起，韩国企业得以率先推出最先进的产品，而原有的日本企业则被模拟技术所拖累。

当三星和LG于2000年代在欧美市场推出全球第一台数字电视之时——这是十余年公私联合研发的成果——日本企业却仍在尝试销售高清晰度模拟电视。

索尼这个老牌电视制造领头羊，无法在业已转向数字的全球市场上竞争。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汽车在其创始家族第三代的领导下，在其电动车业务中复制了这种动态。丰田是混合动力汽车市场的先行者。现代公司没有选择在这方面追赶，而是专注于开发纯电动乘用车以及氢动力卡车和巴士。

当消费者对电动车的需求充分确立后，现代汽车立即加大了电动车的生产力度。

同时发挥所有权和专业管理优势的企业架构，再加上捕捉机遇的远见，使一个东亚小国的企业能成为全球主要参与者。对西方来说，它们的灵活身段和创新能力加上其可靠性都是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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