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中国产能过剩也可造福世界/Project Syndicate

在今年5月于杭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后来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绿色马歇尔计划”的“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

该计划包括三个目标:协助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扩大中国的总需求以及提升中国的全球领导力。

与当初的马歇尔计划一样,该计划将提供大量商业信贷和投资、政策性贷款以及政府援助。

最近围绕中国主要绿色产业包括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产能过剩的讨论给了我启发。

定义存争议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今年4月在与多位北京大学教授的讨论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两个忧虑:一是中国产能过剩似乎是政府补贴的结果,二是其规模已大到扰乱国际市场的程度。

一个月后,美国宣布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关税的决定。

对“产能过剩”的定义可能存在争议。正如一些中国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企业能够销售其产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那就不存在“产能过剩”。因此如果我们把产能过剩理解为供应超过需求的状况,那么就可以用它来为国内和全球背景做区分。

这里涉及三组因素:宏观经济失衡、显性和隐性补贴以及相关产业的规模。

“国内”产能过剩是中国整个1970年代后改革时期的特征,因为本国生产的产品超过了国内消费量——经常账户的大量盈余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解决产能过剩的第一步就是实现经常账户的平衡。

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当局一直在通过刺激国内消费追求这一目标。

不公平补贴?

而美国人和欧洲人更关注显性和隐性国家补贴,他们声称这些补贴使中国制造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不公平优势。但一份2022年发表的工作文件指出,中国在电动汽车方面的显性补贴(包括直接补贴、减税和专有许可)在十几个受调查国家中处于平均水平,而且低于挪威、美国、法国和德国政府的补贴规模。

隐性补贴——即降低的要素成本,则不那么显而易见。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杰伊·尚博在7月发表题为“中国产能过剩与全球经济”的演讲时引用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分析结果,估计中国的隐性补贴约相当于GDP的5%,是美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10倍。

虽然这些数字与我在15年前所做的研究中得出的结果相近,但尚博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者的解读是有缺陷。

禁不规范非法补贴

中国的要素成本扭曲状况不是作为产业战略的一部分而制定的,而是作为一项过渡政策存在,且大部分支持都给了国有企业。

如果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些在国际上竞争的私有中国绿色科技企业正因为这项政策而处于明显劣势。

地方政府面临财困

尽管如此,地方政府推出的各种“投资促进项目”还是为私营绿色科技企业提供了隐性补贴,例如减免土地使用费用。因此欧盟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补贴致使中国电动汽车的售价要比欧盟生产的车型低20%。

但地方政府提供的支持也在迅速减少,部分原因在于目前许多地方政府都面临财政困难,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中央政府已开始禁止这种不规范的非法补贴。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导致人们对该国产能过剩的影响产生了过度的担忧。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其经济政策又往往将投资集中于某些部门和行业。

这可能会让其贸易伙伴遭遇困境。但问题是中国绿色科技行业的规模可能是一个比补贴更严重的问题。

美中都有绿色马歇尔计划

中国确实需要减少国家指导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并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确保共同繁荣,这就是我提出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建议的原因。

中国在绿色科技领域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生产能力,但也在发达国家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壁垒。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推进自己的绿色发展议程。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约1.7兆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但截至2022年只吸引了544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外国直接投资。”

所幸中国拥有可以帮助填补这一缺口的技术、产能和资金(商业融资、政策性融资和政府援助),可以借此推动全球绿色发展,促进本国经济,同时巩固其国际领导地位。

有趣的是,在8月底,曾于2021-2023年间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布莱恩·迪塞提出了一个“清洁能源马歇尔计划”,并提及中国事实上也在考虑同样的想法。

理想情况下两国可以在这一倡议上展开合作,但即使中美各自推行独立的绿色马歇尔计划,也依然可以大大加速全球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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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恐惧症与美国大选谎言/Project Syndicate

大谎言(Big Lie)已经变得更大了。特朗普及其狂热追随者关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被操纵和窃取的错误说法,让基于事实的问责制走到了尽头,而这也对深陷困境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恐惧症是一个表明大谎言如何破坏了美国国家政体各项规范的明显范例。对中国的非理性恐惧已经失控。这里包含了美国所面临的诸多所谓威胁: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占据的巨大份额;令人担忧的华为5G网络后门;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码头装卸起重机;美国基础设施在面对一个所谓伏特台风(Volt Typhoon)黑客网络攻击时的脆弱性;以及TikTok平台对无知美国青少年性格和隐私的潜在侵犯。

我已经指出过这些担忧都源于一些与美国反华政治议程一致的虚假叙事。这些叙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反映了学术心理学家所谓的“叙事认同”对扭曲事实的投射,这种认同会对“自传体式的过往进行重构”。

虚假叙事

不幸的是在美国这种过往反映了一种可追溯到长期种族和民族偏见历史的、有毒的身份政治类别。当然正如我在书中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同样难辞其咎,因为它也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采纳并宣传关于美国的虚假叙事。

在研究虚假叙事对美国涉华事务辩论的破坏性影响时,我强调了依据间接证据和猜测来讨论施加伤害的可能性,与基于确凿证据的“铁证”去这样做的意图之间的区别。而对中国恐惧症的夸大式忧虑则主要属于前一种情况。

比如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要求人们试想如果中国的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化身破坏性武器的话会是何种情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说如果中国决定激活其嵌入的恶意软件,那么美国大批关键基础设施将受到攻击。

关于中国将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担忧则反映了美国印太司令部前负责人、退役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那老掉牙的预感。

而这些关键词——试想、如果、和预感——则充分说明了根据猜测行事的风险。

但这都并没能阻止美国政客。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听证会上,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让人想起1950年代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同情者的贴红色标签行为。

众议院喜欢猜测的倾向也促使其最近通过了25项反华法案,这是今年9月底被称为“中国周”的罕见系列立法活动。

催生不安结果

大谎言已经加速催生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结果:虚假叙事不再来自于叙事认同中某些基于事实的碎片,而是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谎言。

看看最近的新闻报道,密歇根大学五名中国毕业生因在美国国民警卫队训练演习(当时还有台湾军事人员参与)区域附近拍照而被指从事间谍活动。

但这些报道严重夸大了事实:这五名男子当时距离军事基地有50多英里远,而他们的罪名也不是从事间谍活动,而是对警察撒谎。

这条新闻基本上是虚构的,但充满了恐华情绪。它导致密歇根州一名共和党参议员试图取消对中国企业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即将耗资24亿美元新建的电池组件工厂的补贴。但国轩高科的最大股东其实是德国大众汽车而不是美国政客所声称的中国共产党。而该公司也成为了密歇根这个摇摆州的一项选举议题。

“大谎言”还出现在了其他恐华事件中。去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这位反华资历深厚的特朗普信徒公开警告说“中国黑客项目的规模已经大于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总和”。

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根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最新编制的世界网络犯罪指数,全球网络犯罪威胁依次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中国、美国、尼日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和英国,而排名第三的中国也只是比美国得分高一点点而已。

我并不是说应当忽视中国或其他任何外国势力对美国网络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相反,美国高级官员必须更加开诚布公地谈论全球范围内的网络黑客行为,并承认本国在助长这类行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忽略关键因素

随着谎言取代了真相,中国恐惧症不仅破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导致了严重的政策失误。正如美国政府曾将本国贸易赤字归咎于日本,现在又将怒火转向中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甚至还可能更高的)关税。

别忘了仅靠双边行动可无法消除因国内储蓄不足而产生的多边贸易赤字。

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甚至自我毁灭。美国在本身需要高性价比高品质的绿色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时却禁止了中国产电动汽车。而对中国的网络黑客行为的过度恐惧则主导了立法议程。

在“大谎言”之下,人们在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选举临近之际却无法得到足够的事实供应。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谎言”已经催生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事实已经不再是政治言论和政策制定的前提。这会危及所有美国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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