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两次危机是相同的。最近几场金融动荡——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的互联网危机和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这样。而由战争、瘟疫、饥荒和疫情等地缘战略冲击引发的危机也是如此。

当下我们正目睹着这两个动荡来源——硅谷银行的破产所体现的金融危机，和美中两国冷战加深所体现的地缘战略危机之间的潜在致命相互作用。虽然两场危机的起源各不相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并不重要：它们相互作用的影响可能会大于各部分之和。

硅谷银行的破产是一个更宏大问题的体现：美国的金融体系对通胀的回归和随之而来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完全缺乏准备。

该银行的风险经理们极力否认这种结果，致使该银行因其1240亿美元（约5481亿令吉）未对冲债券组合出现大幅亏损而崩盘，引发了恐慌储户们的典型银行挤兑行为。

人们很难指责储户——即使他们是美国创业文化中的翘楚——未能对其托管资产的复杂金融机构进行尽职调查。这项任务落在美联储身上，但可悲的是它又搞砸了。

美联储只专注大型银行

从为一连串危险资产泡沫——从网络公司和住房到信贷和长期资产——续命的贸然货币宽松开始到随后将后冠病通胀误诊为“短期性”，美联储现在犯了一个极其巨大的监管错误：它只专注于大型银行而忽略了硅谷银行、签名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这类陆续爆雷的较小型区域性银行。

鉴于2008年后已经出台了新的监管体制，这点尤为令人沮丧。针对银行的“假如”压力测试迅速成为最大限度减少金融传染风险的黄金标准。

2009年初的第一次压力测试，实际上标志着人们开始从那场危机中走出来，因为它展现了那些重新充实资本的大型银行可以在一场本已惨痛的衰退中抵御最恶劣的急速下行冲击。

然而，这种压力测试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重复操作。大银行建立充足的金融资本缓冲，几乎不可能在重大衰退冲击下出现系统性故障。历任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银行总执行长甚至总统都一致吹嘘美国金融体系处于良好状态。

美联储不时地利用年度压力测试来警告一些机构改善风险管理实践或加强资本充足率。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屡试不爽——直到现在。

压力测试存在缺陷

我们本来不会遭遇最近这些曲折，但压力测试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对称的风险评估操作，检查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银行在“假设严重衰退”状况下的表现。

美联储工作人员模拟了全球GDP急剧下降、失业率飙升和资产市场暴跌的影响——这些冲击被假定为伴随着重新出现的通胀（并略微考虑了极端通缩状况）和利率下降。

当然，这种假设冲击——美联储所谓的“监管严重不利情境”——与击倒硅谷银行的利率冲击正好相反。

在2023年2月的压力测试中，美联储承认它需要开始更广泛地考虑不同的冲击，允许出现一个新“探索性市场冲击”的可能性——仍然是衰退，尽管伴随的是更高的通胀。

但是在最新一份压力测试报告的结尾处，美联储暗示任何针对企业的探索性结果都要到2023年6月才能出来，而且没有迹象它表明将为较小的地区银行公布此类结果。它做得太少，也太晚了。

为中国崛起提供契机

那么，这与中国和不断升级的中美冲突有何关系？在过去20年间中国有一批高层领导人，一直认为美国正处于永久衰落状态，因此为中国在全球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这一观点在美国制造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获得了支持，而且肯定会随着硅谷银行危机对美国金融体系另一部分的冲击而获得更多支持。

这是一个崛起的中国所梦寐以求的。在西方金融体系再次被某种自残性缺陷所削弱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作为“亲密朋友”相拥的画面几乎说明了一切。

中国显然认为一场冷战和发生乌克兰的屠杀行为，是加强其推动地缘战略霸权的一个微小代价。

垂死挣扎的纸老虎

中国对美国衰落的看法有一个重要的注脚。虽然毛泽东笼统地暗示过这一点，指出美国是一只“垂死挣扎的……纸老虎”，但这一论点是由王沪宁在1991年出版的《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首次全面阐述的。

根据王沪宁在美国生活时的第一手观察，该书对美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衰败都进行了严厉批评。

王沪宁在中国的新强硬态度方面并不是个无辜旁观者。他是习近平的两位直接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首席意识形态顾问，并在阐述“习近平思想”作为中国新意识形态支柱方面发挥了类似作用。

王沪宁是仅有两个留在最高七人领导团队（政治局常委）的人之一，也刚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硅谷银行的消亡只是巩固了他的地位。

最后，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中国的词源。在汉语中“危机”有危险和机遇的双重含义。从硅谷银行到王沪宁，这正是另一个美国制造的金融冲击和急剧升级的中美冷战之间日益令人担忧的相互作用的要点。一个崛起的中国正死死地盯着危机四伏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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