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中国供应链大洗牌/马来西亚安邦智库

在当前全球经贸环境剧变、供应链面临重构的大背景下,行业链和供应链正在重构和洗牌。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产业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团队认为,我们需要客观地厘清一些形势问题:

第一,包括台资在内的外资制造业,正在加快从中国撤出。

多年来,中国引进外资的总量在增加,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结构在发生剧烈变化。2005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服务业仅占24.7%,到2018年服务业则增长到68.1%。

在今年首7个月,服务业实际吸收外资4145.9亿人民币(约2529亿令吉),按年增长11.6%,占中国吸收外资比重增长到77.4%。吸引外资结构变化的背后,是制造业外资的相对减少。

在多种因素下,外资制造业撤离中国的趋势,已经有很多的个案可以证实。中国曾经是“世界工厂”,如果制造业外资下降太快,肯定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一些问题。

第二,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和地缘政治因素加剧了制造业外资撤出。

随着地缘政治环境恶化,制造业企业有意识地主动参与并推动供应链重构和调整。随着中美两国关系恶化,未来全球供应链将会因地缘政治原因出现分裂,形成“中国供应链”和“非中国供应链”两大系统。

第三,中国制造企业试图承接退出外资的资产和产能,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价值。

外资制造业撤出增

以安邦智库研究人员的观察,近两年外资制造业撤出增多,“暴露”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真实地位。

从资本属性和企业属地看,有相当大的一批“中国制造”,实际上是外资在中国生产的。

以苹果iPhone手机生产为例,在中国企业立讯精密收购台资纬创、纬新之前,中国厂商并没有真正参与组装iPhone手机。

换句话说,在全球化的代工领域,在中国的外资制造企业提升了“中国制造”的档次。

我们注意到,受到政治因素和价格因素影响,外资巨头参与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已经出现,如苹果公司在行业链布局上做了两手准备。

一方面在扶持中国企业,改变过去“台场为主,陆厂为辅”的行业生态,以此打造专注于服务中国这一巨大消费市场的产业链,也通过增大在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来降低其在贸易战中受打压的风险。

另一方面,苹果也在加速将产能转移出中国,如向越南等地迁徙,来对冲中美摩擦下全球市场供应链面临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面临巨大的调整和挑战。

世界工厂时代结束?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引述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的话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时代已经结束。

虽然富士康立刻出面澄清媒体曲解了刘扬伟的本意,但客观来看,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下降,这是确定无疑的趋势了。

逆全球化、疫情冲击和地缘政治影响等因素,正在改变全球供应链格局和行业布局,外资制造业撤离中国的力度可能比外资数据显示的更大。

部分中国制造业在努力承接外资撤出后留下的市场空间和制造业资产,希望提升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上的位置。但在全球市场空间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能否实现从低端向中高端的攀升,还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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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中国社会的“戾气”想象/黄贤鸿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体育中心11月11日晚间发生越野车撞人事件。在案件信息仍处于不甚明朗的处境下,中国民众普遍一直对这件事进行各种揣测、表达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在中国网络上,重点在官方的“离婚与财产分配”问题,紧贴各种肇事者私人生活进行揣摩;一些人则拍手叫好,因受害者中不少是因时常做出扰民举动而被贬称的中老年休闲活动团体“暴走团”,觉得他们被撞是活该;一些侧重在今年下半年来多起类似此案的犯者生活背景称,中国历来司法不彰,又碰经济下行,“随机伤人”、“报复社会”等暴力事件只会增多,呼吁健全社会保障与司法机制。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立场,有不同的关注点。

但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所有人都说:中国这几年来,戾气很重。

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无比关心这起事件,但中国政府早期却是忌惮无比。我们盘点事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

压制媒体操控舆论

即时压制媒体,尤其是非中国的外国媒体报道,直到习近平发话后才不压制;事后两天内不断删除民间社会就相关事件讨论的网络信息,尤其是剑指社会戾气、正义不彰或经济下行的内容;外交部对各国媒体就此案提问进行马马虎虎、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似乎有意的舆论操控手段,比如微博热搜本应存在此事的网络标签,却疑似被撤下,或被其他非社会议题的热点标签掩盖;官媒报纸几乎不见此事的深度追踪报道;有公安单位把前往事发地悼念者的鲜花没收……

中国公安尚未就珠海一案,包括此前的类似案例,公布完整调查结果,但全世界与中国社会有利益或关系牵扯者,多少皆因此案的严重性产生恐惧感。比如,日本驻中使馆担心再度发生深圳日本人学校随机伤人案那般的案件,因此提醒在中日本人勿在当地“引人注目”,避免因日本人身分惹来杀意。

我认为多数舆论对此事中肇事者的想象似乎过于狭隘。尚未有任何可靠调查结果前,我们仍可以假设,肇事者经济能力正常、此案并非随机伤害、对肇事者财产的司法审判并无不公……等等,而非主流,包括中国政府所设想,此案的发生,综合来说是中国经济下行背景下的产物。

我们应该从此案的社会舆论注意到的是,无论什么身分与立场,驻地中国者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中国政府宣传那般“小康富裕”、“是世界上最安全、稳定的国家”,而是充满戾气、随时都要提防外人的社会——这不是外交部的一句“此次事件没有外国人伤亡”就可以应付的。

珠海撞人案敲警钟

这次案件是一个警钟:敲醒中国政府“只要没人说,就没发生过”的信息审查技术,恐怕没有办法应付公众的不安,甚至可能会加剧之。而顾虑“不报道就不会引起模仿效应”的想法,我只能说这是天真——假若此案真是“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本就怀有报复社会意识者,不需要此案的新闻报道来激发他的犯罪心理。一个可犯罪的环境和条件,再加上不可预测的心理状态,就足以促使一人突然想报复社会。哪怕中国政府不愿使用“无差别伤人/随机伤人”一词,此类案件的发生,就是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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