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中国已过致富年纪?/Project Syndicate

2024年0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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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中国总理李强公布了雄心勃勃的5%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随后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对中国政府的这一目标表示赞同，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5-6%，然后在2036-2050年间放缓至3-4%。

林毅夫认为中国实现高收入也就是2025-2026这两年的事。但鉴于中国黯淡的人口前景，这似乎不太可能。

林毅夫指出有26个国家在人口开始老龄化时人均GDP不足美国一半。他认为既然这些国家能在此之后继续改善经济，那么中国也可以。

中国经济
彭博社

经济增长将放缓

世卫组织将一个经济体进入老龄化阶段定义为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这个点位中国在1998年就达到了。

在202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增至15.4%。

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5%之后的12年间实现4%的增长。高收入国家在此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8%。

人口的老龄化会影响生产、消费、创业和创新，削弱经济活力。随着年龄中位数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的增加，GDP增长将出现放缓。

因此，林毅夫预测中国将在2024至2035年间实现5%至6%年增长率的说法，就像80岁老人赢得马拉松比赛一样不可能。

林毅夫强调了中国的后发优势，但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抵消了这一优势。

人口问题和劳动力萎缩已导致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的人均GDP分别从美国2008年水平的73%、66% 和51%下降到39%、27%和32%。与韩国和台湾等其他老龄化社会一样，这些国家目前正面临着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重蹈日德覆辙？

中国的老龄化危机让人联想起日本和德国的状况，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萎缩，致使日本和德国的人均GDP分别从1995年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54%和110%下降到2023年的41%和64%。

同样，2023年中国的年龄中位数与1995年的日本和2000年的德国相同，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与1996年的日本和1995年的德国相同。

在到达这些人口节点之后的12年中日本的年均增长率为0.8%，德国为1.4-1.5%。根据这些历史趋势，到2028年中国的增长率可能会放缓至3%，并在2031-2035年间低于美国。

2023年时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万2681美元，低于世界银行设定的1万3845美元高收入门槛。随着过去二十年年均2.1%的增长，预计到2028年这一门槛将升至1万5715美元，到2035年将升至1万8219美元。

假设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从2024年的5%放缓至2028年的3%和 2035年的1.5%，则其人均GDP预计将在未来十年达到1万7893 美元。中美经济差距的扩大将进一步削弱中国跨越高收入门槛的能力。

难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此外，一些因素预计将给人民币带来下行压力，致使其更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中国的劳动力群体正在迅速萎缩，其工业价值链正在向参与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转移。西方国家试图减少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做法，可能会进一步削弱该国制造业并侵蚀其贸易顺差。

其次，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地方政府努力应对不断升级的债务危机，中国有可能会调低利率。

人口老龄化

最后，世界各地的低生育率可能导致低通胀甚至彻底通缩。中国持续的低生育率，加上国内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可能会加剧通缩压力，扩大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率差距。

当然，如果高收入门槛保持不变，那么中国可能会设法达到这一门槛。但人口老龄化可能会阻碍中国摆脱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仅占GDP的42%，远低于60%-70%的全球平均水平。而2022年的高收入门槛意味着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在8307至9692美元之间，这通常意味着中国应当拥有一个能够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庞大中产阶级。

相比之下2023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5565美元，中产阶级仍是少数。中国要跨过高收入门槛就需要将人均GDP提高到19000-22000美元。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施各类深层次改革。

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解决人口危机，而这两者都需要政治和经济改革。

考虑到当今的中国与1978年邓小平启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时相比更加厌恶经济改革，因此快速实现变革的可能性很小。所需的转变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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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恐惧症与美国大选谎言/Project Syndicate

2024年11月05日

大谎言（Big Lie）已经变得更大了。特朗普及其狂热追随者关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被操纵和窃取的错误说法，让基于事实的问责制走到了尽头，而这也对深陷困境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恐惧症是一个表明大谎言如何破坏了美国国家政体各项规范的明显范例。对中国的非理性恐惧已经失控。这里包含了美国所面临的诸多所谓威胁：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占据的巨大份额；令人担忧的华为5G网络后门；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码头装卸起重机；美国基础设施在面对一个所谓伏特台风（Volt Typhoon）黑客网络攻击时的脆弱性；以及TikTok平台对无知美国青少年性格和隐私的潜在侵犯。

我已经指出过这些担忧都源于一些与美国反华政治议程一致的虚假叙事。这些叙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反映了学术心理学家所谓的“叙事认同”对扭曲事实的投射，这种认同会对“自传体式的过往进行重构”。

虚假叙事

不幸的是在美国这种过往反映了一种可追溯到长期种族和民族偏见历史的、有毒的身份政治类别。当然正如我在书中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同样难辞其咎，因为它也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采纳并宣传关于美国的虚假叙事。

在研究虚假叙事对美国涉华事务辩论的破坏性影响时，我强调了依据间接证据和猜测来讨论施加伤害的可能性，与基于确凿证据的“铁证”去这样做的意图之间的区别。而对中国恐惧症的夸大式忧虑则主要属于前一种情况。

比如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要求人们试想如果中国的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化身破坏性武器的话会是何种情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说如果中国决定激活其嵌入的恶意软件，那么美国大批关键基础设施将受到攻击。

关于中国将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担忧则反映了美国印太司令部前负责人、退役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那老掉牙的预感。

而这些关键词——试想、如果、和预感——则充分说明了根据猜测行事的风险。

但这都并没能阻止美国政客。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听证会上，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让人想起1950年代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同情者的贴红色标签行为。

众议院喜欢猜测的倾向也促使其最近通过了25项反华法案，这是今年9月底被称为“中国周”的罕见系列立法活动。

催生不安结果

大谎言已经加速催生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结果：虚假叙事不再来自于叙事认同中某些基于事实的碎片，而是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谎言。

看看最近的新闻报道，密歇根大学五名中国毕业生因在美国国民警卫队训练演习（当时还有台湾军事人员参与）区域附近拍照而被指从事间谍活动。

但这些报道严重夸大了事实：这五名男子当时距离军事基地有50多英里远，而他们的罪名也不是从事间谍活动，而是对警察撒谎。

这条新闻基本上是虚构的，但充满了恐华情绪。它导致密歇根州一名共和党参议员试图取消对中国企业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即将耗资24亿美元新建的电池组件工厂的补贴。但国轩高科的最大股东其实是德国大众汽车而不是美国政客所声称的中国共产党。而该公司也成为了密歇根这个摇摆州的一项选举议题。

“大谎言”还出现在了其他恐华事件中。去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这位反华资历深厚的特朗普信徒公开警告说“中国黑客项目的规模已经大于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总和”。

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根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最新编制的世界网络犯罪指数，全球网络犯罪威胁依次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中国、美国、尼日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和英国，而排名第三的中国也只是比美国得分高一点点而已。

我并不是说应当忽视中国或其他任何外国势力对美国网络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相反，美国高级官员必须更加开诚布公地谈论全球范围内的网络黑客行为，并承认本国在助长这类行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忽略关键因素

随着谎言取代了真相，中国恐惧症不仅破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导致了严重的政策失误。正如美国政府曾将本国贸易赤字归咎于日本，现在又将怒火转向中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甚至还可能更高的）关税。

别忘了仅靠双边行动可无法消除因国内储蓄不足而产生的多边贸易赤字。

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甚至自我毁灭。美国在本身需要高性价比高品质的绿色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时却禁止了中国产电动汽车。而对中国的网络黑客行为的过度恐惧则主导了立法议程。

在“大谎言”之下，人们在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选举临近之际却无法得到足够的事实供应。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谎言”已经催生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事实已经不再是政治言论和政策制定的前提。这会危及所有美国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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