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过致富年纪?/Project Syndicate
今年3月，中国总理李强公布了雄心勃勃的5%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随后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对中国政府的这一目标表示赞同，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5-6%，然后在2036-2050年间放缓至3-4%。
林毅夫认为中国实现高收入也就是2025-2026这两年的事。但鉴于中国黯淡的人口前景，这似乎不太可能。
林毅夫指出有26个国家在人口开始老龄化时人均GDP不足美国一半。他认为既然这些国家能在此之后继续改善经济，那么中国也可以。
经济增长将放缓
世卫组织将一个经济体进入老龄化阶段定义为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这个点位中国在1998年就达到了。
在202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增至15.4%。
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5%之后的12年间实现4%的增长。高收入国家在此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8%。
人口的老龄化会影响生产、消费、创业和创新，削弱经济活力。随着年龄中位数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的增加，GDP增长将出现放缓。
因此，林毅夫预测中国将在2024至2035年间实现5%至6%年增长率的说法，就像80岁老人赢得马拉松比赛一样不可能。
林毅夫强调了中国的后发优势，但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抵消了这一优势。
人口问题和劳动力萎缩已导致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的人均GDP分别从美国2008年水平的73%、66% 和51%下降到39%、27%和32%。与韩国和台湾等其他老龄化社会一样，这些国家目前正面临着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重蹈日德覆辙？
中国的老龄化危机让人联想起日本和德国的状况，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萎缩，致使日本和德国的人均GDP分别从1995年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54%和110%下降到2023年的41%和64%。
同样，2023年中国的年龄中位数与1995年的日本和2000年的德国相同，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与1996年的日本和1995年的德国相同。
在到达这些人口节点之后的12年中日本的年均增长率为0.8%，德国为1.4-1.5%。根据这些历史趋势，到2028年中国的增长率可能会放缓至3%，并在2031-2035年间低于美国。
2023年时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万2681美元，低于世界银行设定的1万3845美元高收入门槛。随着过去二十年年均2.1%的增长，预计到2028年这一门槛将升至1万5715美元，到2035年将升至1万8219美元。
假设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从2024年的5%放缓至2028年的3%和 2035年的1.5%，则其人均GDP预计将在未来十年达到1万7893 美元。中美经济差距的扩大将进一步削弱中国跨越高收入门槛的能力。
难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此外，一些因素预计将给人民币带来下行压力，致使其更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中国的劳动力群体正在迅速萎缩，其工业价值链正在向参与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转移。西方国家试图减少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做法，可能会进一步削弱该国制造业并侵蚀其贸易顺差。
其次，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地方政府努力应对不断升级的债务危机，中国有可能会调低利率。
人口老龄化
最后，世界各地的低生育率可能导致低通胀甚至彻底通缩。中国持续的低生育率，加上国内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可能会加剧通缩压力，扩大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率差距。
当然，如果高收入门槛保持不变，那么中国可能会设法达到这一门槛。但人口老龄化可能会阻碍中国摆脱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仅占GDP的42%，远低于60%-70%的全球平均水平。而2022年的高收入门槛意味着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在8307至9692美元之间，这通常意味着中国应当拥有一个能够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庞大中产阶级。
相比之下2023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5565美元，中产阶级仍是少数。中国要跨过高收入门槛就需要将人均GDP提高到19000-22000美元。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施各类深层次改革。
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解决人口危机，而这两者都需要政治和经济改革。
考虑到当今的中国与1978年邓小平启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时相比更加厌恶经济改革，因此快速实现变革的可能性很小。所需的转变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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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的虚假承诺/Project Syndicate
作者：丹比萨·莫约（国际经济学家）
在这个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时代，捍卫全球化可能会让人感觉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主张。
但如今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阐明一场贸易战的代价——贸易战有可能加速全球经济的碎片化，因为它实际上是对贸易本身的战争。
而要想有效地挑战美国政府保护主义议程背后的逻辑，我们必须首先清楚而具体地理解它。
特朗普的4大论点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制度基于四个论点。
1. 增加政府收入的工具
首先，关税是增加政府收入的工具——具体来说是协助减少美国的预算赤字，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该赤字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目前相当于GDP 6.4%的联邦赤字比率，到2035年时仍将保持在6%以上，明显高于3.8%的50年平均水平。
高赤字可能会限制美国政府维持社会保障、老年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关键福利项目的能力。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结果，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发誓要在2028年前将财政赤字相对GDP的比率降至3%，并将关税收入作为主要工具。
这种观点认为，通过征收关税，美国政府可以从目前免征联邦税的进口商品中获得收入。同时鉴于美国政府错失了本可通过在本国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而征收的所得税和企业税。而理论上关税可以抵消这些损失。
2. 对等
支持关税的第二个论点是对等。支持者认为美国的出口商品通常要缴纳高额关税和税收，但别国商品在进入美国时面临的障碍却很少甚至没有。因此特朗普政府完全有理由利用同等水平的关税来为美国生产商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3. 美国制造业回归
第三，支持者认为，关税将保护国内产业，有助于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过往几十年的各项自由贸易协定致使生产被转移到了墨西哥、印度和中国等低成本国家，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被掏空。通过激励本地制造业，关税将推动再工业化和就业增长。
4. 重新平衡经济
关税还经常被描绘成重新平衡经济和分配全球化成果的一种手段，因为全球化给资本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给劳动者带来的好处。根据这一观点，关税将有助于恢复那些已经忍受了数十年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的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
对全球供应链不信任
但实施关税的理由不仅仅是经济再平衡和创造就业。关税倡导者认为全球供应链脆弱且不可靠，同时美国对其的依赖也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
依赖其他国家包括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手，提供半导体、食品和药品等关键商品会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在他们看来关税不仅关乎竞争力，还关乎韧性和主权。
当然，这些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也就是各国应生产其最适合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还在几个重要方面偏离了当今的经济现实。
伤害中产阶级
以关税会增加政府收入的说法为例。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关税也会增加进口商品的成本，给购买力有限的低收入家庭造成过重负担。实际上关税将伤害其旨在保护的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
此外，如果消费者从进口商品转向美国制造，那政府的收入可能会低于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消费转向——也是关税支持者声称追求的结果，将削弱关税作为联邦收入可靠来源的理据。
然后是对等问题。特朗普的关税已经引发了针锋相对的报复和升级，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2024年对美贸易顺差接近3000亿美元的中国。
除了推高物价，这些冲突还可能限制美国人购买外国制造商品，减少消费者的选择。
正如亚马逊总执行长安迪·贾西（Andy Jassy）最近指出的那样，许多供应商只会将新增成本简单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削弱竞争力
同时，利用关税保护美国制造业需要政府提供巨额补贴以重建和支持缺乏竞争力的国内产业。这样做的风险在于保护美国企业免受全球竞争影响将削弱其创新和发展动力，最终削弱美国的长期竞争力。
这种做法还低估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破坏性影响，因为这些技术将减少对人类劳动力的需求。
二十世纪的经济史提供了一个警示故事。人们普遍认为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数以万计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加剧了大萧条。
该法案扼杀了贸易，减缓了经济增长，大大推迟了美国的经济复苏，并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全球动荡。
重蹈50年前覆辙
在关于关税利弊的持续辩论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回到过去50年的全球经济模式在经济上既不可行，在政治上也不现实。
虽然识别和驳斥关税倡导者的主张是有益的第一步，但全球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必须更进一步去阐明一个特朗普保护主义议程的可信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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