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半期，就对全球处于贸易赤字，经常收支失衡的演变，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随后国际货币秩序的更迭，而关于全球收支失衡的研究，也占据了国际金融文献的重要篇幅。

其中一个发人深思的论述，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复兴。按此理论，国际货币秩序以美国为核心，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则以汇率低估、资本管制及对核心国储备资产的累积，来推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发展成功的边缘国家将脱颖而出，跻身核心，从而实践浮动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及本币崛起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资产。

二战后重建的欧日，是第一届毕业生，中国该算是第二届的了。

虽然中国从2007年开始在香港建立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启动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系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在2016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权篮子，但是截至去年年末，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的比重不过2.69%，不仅难望美元欧元共计80%的项背，即便要达到日元或英镑那4.95%及5.50%的高度，也是前路崎岖。

如今经济下行风险骤升、人民币疲软、企业与地方政府债务濒临危机引爆点、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回暖的信赖度普遍存疑、资本管制更是进一步收紧等局面，更是人民币国际化当下难以逾越的鸿沟。

以此演进来看，中国经济毕业以后要参与国际货币秩序核心的距离，无疑是长路漫漫。

货币国际化走偏了

奈何，路不仅漫长，恐怕还走偏了。

在中美经常收支失衡的关系里头，有一个让双方都获益的资金双向流动机制，那就是美国以商业资本的形式进入中国，而中国则以官方金融资本投入美国。

美资在中国的商业投入不单是给中国创造经济及就业的发展，也为那些受中国国内金融抑制政策所限的企业开拓了一条海外上市筹资发展的道路。

与此同时，美资通过离岸设厂、外包的形式来优化生产成本效率，而美国国内一般投资者也可以投资中国企业来最大化投资回酬。

但资金的流向却不是单向的。美资投资中国以后为中国带来的贸易盈余换成了美国国债，形成了中国大量累积美元储备的结果。于是乎，中国对美国的官方资本投入完整了美国对中国的商业资本投入，成就了资金双向流动。

就美国利益而言，类似资金反向流动不仅成为众人所谓的“美元嚣张特权”，让美国长时期处于低息环境，助长无论是企业、家庭还是政府的举债消费及投资的意愿及能力，鲜少被提及的是，中国的流动性美元储备扮演着抵押品的角色，让美国商业资本可以义无反顾地前往商业规矩绳墨有别于美国的中国（比较接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例子就是当银行要求你置放定存以作为批准房贷的条件）。

以此框架来思考中资投入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就不难推断中国式国际金融秩序的困境。

一带一路白忙一场？

中国式国际金融秩序离不开一带一路，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对外的商业投资增长了95%，我们可以把这一环看作中国作为核心国对边缘国家进行的商业资本流向。

然而，类似的商业资本流向并无法产生相对应的官方金融资本回流。一来，中资的投入多聚焦在非贸易类产业，无法带来出口效果，二来就是中国的资本管制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完全没有跟上脚步，债券市场流通性不足，货币离岸兑换管道受阻，中资受惠国也就不会也无法因为对中出口而累积中国国债，提高人民币储备资产。

没有了官方金融资本回流，中国也就丧失了作为核心国的“嚣张特权”，而这些益处正是当下中国国内经济所急需的。

堪忧的是，很多时候类似的商业投资都配以跨境借贷，也就是借钱给你建路盖码头，所以中国对外的国际借贷也同步增长了85%。这可是双重的资金单向流动，官方金融资本为抵押一旦缺席，那也就成了双重的风险。

如今中国海外借贷状况连连，投资回酬受损，违约可能性日益剧增之余，其资产抵押也可能化为乌有，不仅会反噬中国经济，一带一路的外交战略恐怕也将白忙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