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邓小平在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战略时，西方经济学家们对此普遍持怀疑态度，因为在他们眼中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的威权政治制度格格不入。

但东方的许多人——包括像我这样在发展型独裁统治下见证了东亚奇迹的韩国人——却对此满怀希望。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乐观似乎也是有道理的。

但正如中国当前的经济放缓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的下一个阶段发展充满了挑战。

中国有可能陷入两个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一旦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就会失去动力）和“修昔底德陷阱”（自感受到威胁的现任霸主和崛起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冲突）。

而正如我在关于中国的新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全球价值链正是连接这两个陷阱的一个关键变量。

中等收入陷阱无疑是可怕的，泰国、土耳其和巴西就是其中几个例子。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难以构建足够的创新能力去使经济从低工资活动转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但中国已经准备好要避免这一陷阱。目前该国的研发支出相对GDP的比值已经接近2.5%，高于中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此推动下中国在2021年申请了28680项美国专利，位居日本（48405项）之后排名第三，其次是韩国（22120项）和德国（15334项）。而中国政府也已将继续发展本国创新能力列为首要任务。

除了创新之外，经济研究还发现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另外两个变量：世界级大型企业和过度不平等状况。

不平等仍严重

在前一个变量上中国也做得非常好。位列《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的中国企业数量，从2000年的10家，飙升到2021年的135家，超过了美国的122家。

但不平等仍然是个严重问题。中国的基尼系数（一项衡量不平等状况的常用指标，0代表绝对平等，1代表绝对不平等）接近0.42，高出韩国（0.30）许多。

中国收入最高那10%的人占据了40%以上的全国税前国民收入。

虽然中国的这些数字与美国大致持平，但它们对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来说并不是个好兆头。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该国的不平等状况并致力于通过所谓共同繁荣来予以解决。

奋力强化创新能力

至于修昔底德陷阱，尽管美中两国目前尚未爆发常规战争，但却正处于紧张的竞争态势之中——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方面。

美国不想仰赖于由其不断崛起的挑战者牵头的价值链，因此对中国出口产品施加诸多关税和限制，还禁止许多中国企业获取半导体等关键技术。

虽然美国很可能无法实现与中国的全面经济脱钩，但却很可能在包括半导体、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做到这一点。这一前景促使中国更加奋力强化其创新能力。

而脱钩也扰乱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本应扩大全球价值链的规模并促使中国尝试在当地采购更多中间产品。

许多行业——包括汽车、电池、风力涡轮机、无人机和手机，都采纳了“全中国制造”的理念。

无论如何，与美国部分脱钩都不会阻止中国崛起。去年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73.4%，在之前五年间这一比率每年都会上升2%。

照此速度中国将在2035年赶上美国。而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国每年向美国水平靠拢约1%，去年相当于美国水平的27.7%。

这表明中国可以在2033年达到美国人均GDP的40%，也就是高收入状态。

升级全球价值链

但中国是否能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继续升级全球价值链和管理日益增长的内部风险的能力。

为了应对外部冲击（尤其是疫情的影响），中国政府放宽了信贷条件，降低了利率并放松了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管控。

这增加了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助长了影子银行，也重新吹大了住房泡沫。

其中一些事态发展，尤其是不断上升的企业债务和不良贷款，让人想起了19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韩国。

中国也正在努力管理这些风险——尤其是通过推迟金融自由化进程。

但包括官员腐败在内的薄弱法治状况也带来了严重风险，因为这往往会加剧不平等并破坏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努力。而韩国当年的民主化就在加强法治和遏制腐败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从而使该国能够达到高收入水平。

尽管有了“北京共识”，但中国还未能形成一个能够支撑类似转型的体系。

虽然中国不一定要采用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但它需要设计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而这也可能构成中国面临的第三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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