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中国的财政挑战/Project Syndicate

当中国的GDP增长低于目标时,历届政府都会依赖同样的工具——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支出——来刺激经济,但是财政刺激措施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其实施细节的正确与否。

在这方面存在两个突出的挑战:首先是融资,虽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依靠财政支出来协助实现官方增长目标,但他们对中央政府不断上升的杠杆比率和地方政府层面的道德风险感到不安,因此不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来为基础设施投资筹集资金。

相反当局会动用包括地方政府特殊目的债券和卖地收入等其他“预算经费”。这些经费由“自筹资金”补充,主要通过发行市政债券、银行贷款和国有企业来获取。

这一融资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某个资金来源的成本越高昂,它在总融资中的占比就越大。因此(在投资者眼中毫无成本的)一般公共预算所占的份额很小。

据我估计2021年时这个份额为10.2%,其中中央政府拨款只占0.1%。而通过销售市政债券筹集的资金——这些资金要昂贵得多——则占到了基础设施总融资的30%以上。

这些由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筹集的资金,使得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远远高于必要水平。同时虽然中国选用的这一做法确保了中央政府赤字相对GDP的比例不至于太高,但却给地方政府预算带来了沉重负担,特别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通常是非营利性质且无法产生大量现金流。

中央财政保持盈余

而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则比地方政府强大得多。事实上中央政府一直保有预算盈余,在2021年令人欣慰地达到GDP的5.1%,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预算赤字相当于GDP的9.1%。这一基本模式即使在考虑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之后也能成立。

虽然将基础设施投资资金负担转嫁给地方政府确实化解了道德风险,但当前融资结构的高成本、复杂性和缺乏透明度正在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达到不可持续水平,而中央政府终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中国,有效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第二个主要障碍是地方政府特殊目的债券缺乏灵活性。在引入特殊目的债券时它被誉为基础设施投资的一种透明融资方式。它们(至少与自筹资金相比)相对便宜,因此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采纳。

但由于担心地方政府管理不善,中央政府对特殊目的债券的发行和使用进行了严格规定。首先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发行特殊目的债券,而是必须向所属省级政府提交基础设施项目和预算,再由省政府选择提案上报给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批准一个项目后,省政府才能发行特殊目的债券并将筹来的资金分配给相关下级行政部门。

资金错配束手无策

然而这些资金在下拨给相关地方政府之时,可能已经不再符合项目需求了,但地方政府和负责建设企业也对这种错配状况束手无策。从市场上筹集资金来填补缺口一般是不允许的。

令现行框架的更加僵化的是分配下来的资金,必须在发放特殊目的债券的当年使用——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同时特殊目的债券必须用其资助的项目所产生的收入来偿还。

由于缺乏灵活性,近年来很大一部分通过特殊目的债券筹集的资金都并未被使用。

中国以财政(和货币)扩张来应对低于目标增长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决定政策的方向只是第一步。抛开诸如新冠清零政策等非经济硬性约束不提,中国还必须通过化解融资不平衡和约束来强化执行。

尤其是中央政府应考虑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和发行公共债券以及放松特殊目的债券规则,来亲自出手为更大份额的基础设施投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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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能过剩也可造福世界/Project Syndicate

在今年5月于杭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后来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绿色马歇尔计划”的“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

该计划包括三个目标:协助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扩大中国的总需求以及提升中国的全球领导力。

与当初的马歇尔计划一样,该计划将提供大量商业信贷和投资、政策性贷款以及政府援助。

最近围绕中国主要绿色产业包括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产能过剩的讨论给了我启发。

定义存争议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今年4月在与多位北京大学教授的讨论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两个忧虑:一是中国产能过剩似乎是政府补贴的结果,二是其规模已大到扰乱国际市场的程度。

一个月后,美国宣布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关税的决定。

对“产能过剩”的定义可能存在争议。正如一些中国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企业能够销售其产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那就不存在“产能过剩”。因此如果我们把产能过剩理解为供应超过需求的状况,那么就可以用它来为国内和全球背景做区分。

这里涉及三组因素:宏观经济失衡、显性和隐性补贴以及相关产业的规模。

“国内”产能过剩是中国整个1970年代后改革时期的特征,因为本国生产的产品超过了国内消费量——经常账户的大量盈余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解决产能过剩的第一步就是实现经常账户的平衡。

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当局一直在通过刺激国内消费追求这一目标。

不公平补贴?

而美国人和欧洲人更关注显性和隐性国家补贴,他们声称这些补贴使中国制造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不公平优势。但一份2022年发表的工作文件指出,中国在电动汽车方面的显性补贴(包括直接补贴、减税和专有许可)在十几个受调查国家中处于平均水平,而且低于挪威、美国、法国和德国政府的补贴规模。

隐性补贴——即降低的要素成本,则不那么显而易见。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杰伊·尚博在7月发表题为“中国产能过剩与全球经济”的演讲时引用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分析结果,估计中国的隐性补贴约相当于GDP的5%,是美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10倍。

虽然这些数字与我在15年前所做的研究中得出的结果相近,但尚博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者的解读是有缺陷。

禁不规范非法补贴

中国的要素成本扭曲状况不是作为产业战略的一部分而制定的,而是作为一项过渡政策存在,且大部分支持都给了国有企业。

如果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些在国际上竞争的私有中国绿色科技企业正因为这项政策而处于明显劣势。

地方政府面临财困

尽管如此,地方政府推出的各种“投资促进项目”还是为私营绿色科技企业提供了隐性补贴,例如减免土地使用费用。因此欧盟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补贴致使中国电动汽车的售价要比欧盟生产的车型低20%。

但地方政府提供的支持也在迅速减少,部分原因在于目前许多地方政府都面临财政困难,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中央政府已开始禁止这种不规范的非法补贴。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导致人们对该国产能过剩的影响产生了过度的担忧。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其经济政策又往往将投资集中于某些部门和行业。

这可能会让其贸易伙伴遭遇困境。但问题是中国绿色科技行业的规模可能是一个比补贴更严重的问题。

美中都有绿色马歇尔计划

中国确实需要减少国家指导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并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确保共同繁荣,这就是我提出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建议的原因。

中国在绿色科技领域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生产能力,但也在发达国家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壁垒。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推进自己的绿色发展议程。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约1.7兆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但截至2022年只吸引了544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外国直接投资。”

所幸中国拥有可以帮助填补这一缺口的技术、产能和资金(商业融资、政策性融资和政府援助),可以借此推动全球绿色发展,促进本国经济,同时巩固其国际领导地位。

有趣的是,在8月底,曾于2021-2023年间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布莱恩·迪塞提出了一个“清洁能源马歇尔计划”,并提及中国事实上也在考虑同样的想法。

理想情况下两国可以在这一倡议上展开合作,但即使中美各自推行独立的绿色马歇尔计划,也依然可以大大加速全球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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