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中日在东盟影响力对比/马来西亚安邦智库

中国的“一带一路”在东盟有所进展,但也有反复、波动和风险,尤其是几个重大项目,在东盟国家被折腾得昏天黑地,影响很大。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现在的“一带一路”项目已经渐渐成为某种外交砝码,被广为利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其南向政策几十年来稳定执行,而且并不畏惧政治风险,不断自我调适,在东盟国家取得的成绩,值得对比思考。

事实上,虽然中国大举投资东盟国家,但根据惠誉解决方案的最新数据,日本仍然赢得了针对中国的东南亚基础设施竞赛,其项目价值几乎是其竞争对手的1.5倍。

数据显示,该地区六大经济体中,大马、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与日本关联的项目,价值3670亿美元(约1.56兆令吉);与中国关联项目总价值则为2550亿美元(1.08兆令吉)。

从整个东南亚地区和项目数量来看,日本的优势也比较明显,但利润率较低。

输出制成品强化关系

在东盟的调查表明,东盟有240家基础设施企业获得了日本资金的支持,而中国在所有10个东南亚经济体中支持了210家。从未来合作前景面来看,日本继续保持优势。

日本一贯重视东盟国家,这一点从未改变过。战后从1951年到1977年间,还对东南亚发放低利率的日元贷款或实施无偿经济援助。

虽然日本战后百废待兴,但日本用代替战争赔款而来的制成品输出,逐步联通了日本对东南亚的长期出口渠道;此后日本又逐步联通其从东南亚相关国家获取天然气资源的进口通道。

70年代中期,日本遭遇了危机,南越首都西贡陷落,寮国内部亲美势力也遭颠覆,中南半岛进入“红色”状态。

时任首相福田赳夫为了应变,在战略上于1977年提出“福田主义”,表明日本不做军事大国,强调构建与东南亚国家的平等伙伴关系。日本在接下来的对外援助中呈现出“量变”和“质变”。

仅1978年到1980年这3年,对外援助额就达到33亿美元(139.92亿令吉)。

其政府开发援助(ODA)贷款从此前仅仅关注原料确保和日本企业投资的便利化,转变为同步考量如何给当地带来“正外部性”,希望赢得东南亚国家的信任。

中国应重视2层面

日本首相宫泽喜一郎遍访大马、印尼、泰国、汶莱,除了强调区域经济自由化、民主化,还提出日本将积极参与关涉亚太地区政治及安全保障的议题,以展示同东南亚国家的多元合作努力,该主张后来被称为“宫泽主义”。

对比中日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国也有学者建议,日本今天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绿色”联通政策运作,至少在两个层面非常值得中国重视: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追求的全球性互联互通,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针对东南亚运作的区域性联通政策,存在战略同质化竞争,中国需要思考如何寻求共赢节点并规避利益冲突;

第二、日本不断调试联通政策,特别在进入21世纪后开始逐步强调其中的“绿色”标签,以环境友好型手段规避经济发展负外部性并“俘获”当地民心,中国需借鉴相关战略操作模式。

反应

 

言论

中国社会的“戾气”想象/黄贤鸿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体育中心11月11日晚间发生越野车撞人事件。在案件信息仍处于不甚明朗的处境下,中国民众普遍一直对这件事进行各种揣测、表达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在中国网络上,重点在官方的“离婚与财产分配”问题,紧贴各种肇事者私人生活进行揣摩;一些人则拍手叫好,因受害者中不少是因时常做出扰民举动而被贬称的中老年休闲活动团体“暴走团”,觉得他们被撞是活该;一些侧重在今年下半年来多起类似此案的犯者生活背景称,中国历来司法不彰,又碰经济下行,“随机伤人”、“报复社会”等暴力事件只会增多,呼吁健全社会保障与司法机制。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立场,有不同的关注点。

但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所有人都说:中国这几年来,戾气很重。

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无比关心这起事件,但中国政府早期却是忌惮无比。我们盘点事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

压制媒体操控舆论

即时压制媒体,尤其是非中国的外国媒体报道,直到习近平发话后才不压制;事后两天内不断删除民间社会就相关事件讨论的网络信息,尤其是剑指社会戾气、正义不彰或经济下行的内容;外交部对各国媒体就此案提问进行马马虎虎、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似乎有意的舆论操控手段,比如微博热搜本应存在此事的网络标签,却疑似被撤下,或被其他非社会议题的热点标签掩盖;官媒报纸几乎不见此事的深度追踪报道;有公安单位把前往事发地悼念者的鲜花没收……

中国公安尚未就珠海一案,包括此前的类似案例,公布完整调查结果,但全世界与中国社会有利益或关系牵扯者,多少皆因此案的严重性产生恐惧感。比如,日本驻中使馆担心再度发生深圳日本人学校随机伤人案那般的案件,因此提醒在中日本人勿在当地“引人注目”,避免因日本人身分惹来杀意。

我认为多数舆论对此事中肇事者的想象似乎过于狭隘。尚未有任何可靠调查结果前,我们仍可以假设,肇事者经济能力正常、此案并非随机伤害、对肇事者财产的司法审判并无不公……等等,而非主流,包括中国政府所设想,此案的发生,综合来说是中国经济下行背景下的产物。

我们应该从此案的社会舆论注意到的是,无论什么身分与立场,驻地中国者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中国政府宣传那般“小康富裕”、“是世界上最安全、稳定的国家”,而是充满戾气、随时都要提防外人的社会——这不是外交部的一句“此次事件没有外国人伤亡”就可以应付的。

珠海撞人案敲警钟

这次案件是一个警钟:敲醒中国政府“只要没人说,就没发生过”的信息审查技术,恐怕没有办法应付公众的不安,甚至可能会加剧之。而顾虑“不报道就不会引起模仿效应”的想法,我只能说这是天真——假若此案真是“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本就怀有报复社会意识者,不需要此案的新闻报道来激发他的犯罪心理。一个可犯罪的环境和条件,再加上不可预测的心理状态,就足以促使一人突然想报复社会。哪怕中国政府不愿使用“无差别伤人/随机伤人”一词,此类案件的发生,就是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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