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零净排放竞赛/Project Syndicate
在美国为扭转其气候变化政策做准备之际，中国已经显著升级了其绿色发展政策与实践。
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已经成为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竞争的又一条战线。谁将首先冲刺零净排放终点线？
美国当选副总统拜登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新政府旗开得胜的执政计划。拜登承诺在就职的第一天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并誓言将减少排放和发展清洁能源的努力作为其政府经济决策的核心，其目标是让美国不迟于2050年实现零净排放。
为确保达到目标，他成立了新的白宫气候政策办公室，并任命了一支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组成的重量级团队，包括邀请前国务卿约翰·克里担任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国际特使。
经济成本不高
同样，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承诺中国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最近的全球气候雄心峰会上，习主席誓言到2030年将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的水平“至少减少65%”，而这比中国先前设定的到2060年“达到减少 65%”的计划又前进了一步。
实现这些目标的经济成本不会太高。按能源转型委员会估计，到2050年，中国的零碳经济成本将不到GDP的0.6%。
根据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的推算，美国仅以GDP的0.4%的成本就能成功达到目标。
但是，即使美国和中国朝着同一终点目标竞赛，他们也会走完全不同的道路。
例如，鉴于中国在恢复植树造林方面的丰富经验，它可能比美国更关注通过自然固碳的路径来达到目标。中国领导人已经承诺在未来十年内将森林覆盖面积增加60亿立方米。
而且，中国已经比美国更加详细地规划了其绿色发展路线。中国领导人已将气候目标纳入其更广泛的经济发展蓝图中，包括“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目标。
中国经济规划部门认为，其碳中和愿景是向高质量增长与发展转变的基础。按照这一政策方向，中国能源基金会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研究了实现碳中和承诺，并同时实现政府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愿景，的具体可能的途径。
如果美国要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实现碳中和，拜登政府将必须采取类似的全面且系统的政策措施，包括创造就业机会和确保技术创新。
拜登需从头开始
尽管拜登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将在许多方面不得不从头开始。
在过去的四年中，特朗普总统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行动，反而采取了退步的破坏性政策，包括制定降低环境保护标准的法规。
好消息是，拜登拥有一个有助于其施政成功的框架：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的“零碳行动计划”。
与中国的战略非常相似，这个计划也聚焦于六个主要的能源密集型行业，即发电、运输、建筑、工业、土地使用和材料，这些正是贡献碳排放和导致自然资源退化的主要领域。
但是，与中国不同，美国具有联邦制结构和民主政治体制。而执行像零碳行动计划这样的公共利益策略，不仅需要强大的联邦政府领导力和大量资金，而且还需要与州等地方政府的紧密合作，以及私营部门的参与和广泛的公众支持。
此外，为了实施大胆的改革，拜登政府将必须克服来自共和党人的抵抗，共和党人既反对强烈的气候行动，又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反对产业政策。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可能对拜登的气候行动提出法律挑战。
中央集权改革更易
回到中国的经济决策，其实并不是纯粹的自上而下的简单行政过程。相反，中国的经济成功得益于地方试验，包括对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的不断适应以及将成熟发展经验的广泛推广。
尽管中国享有中央集权体制的声誉，但其决策过程实际上包括系统的反馈机制，使领导人能够了解及响应公众的需求。
例如，在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的中央与地方领导会一起讨论并确定下一年的政策和目标。
在此期间，中央部门的工作组会与地方官员进行磋商，以对当地情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同时征求外部专家的意见，包括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有关中国发展与政策的分析。
在目前的中国，市场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反馈机制。与国外的普遍看法相反，市场在分配资源、创造就业、协调供需、促进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且不断扩大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不仅要求GDP增长，而且还要求更好的生态环境。
总体而言，中国的中央集权治理体系，让其领导人比美国更容易实施大胆的改革及全面且长期的计划。
但是，中国的体制在深入理解能源密集型经济活动的规模、范围和成本等技术层面，特别是在比较与绿色能源、材料、运输系统、工业和农业技术、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相关的全生命周期成本方面，还面临复杂严峻的技术挑战。
应展开良性竞争
而在这些技术领域，中美可以展开 “建设性的竞争”，美国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互惠”协议模式对中国提供帮助。
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最近指出的那样，美国不应该在“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上要求互惠，而是应该“以美国最强大、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和领域为参照向中国提出互惠协议”以便达到“最大杠杆”效应。
这可能意味着与中国共享有关绿色发展技术的知识，以换取更高的透明度和更高并共享的绿色发展标准。
个别国家在政策领域的进步，通常难以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受惠。但是，如果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到本世纪中叶可以达到零净排放，那将会惠及我们每一个人。
一场建设性的互利竞争，而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激烈争斗，将使两国更快地冲刺零净排放终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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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经济励精图治/李兴裕
近年来，马来西亚的投资格局正发生变化，推动因素包括市场对高科技、绿色工业和先进制造业，以及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兴趣日益浓厚。
大马经历了投资复兴，继续成为外来直接投资 (FDI) 的接收国，国内直接投资 (DDI) 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事实证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能创造可观的投资回报，让国内外跨国公司从中受益。
制造业出现了新的增长领域，例如半导体在数字化、数据中心、人工智能（AI）、电动汽车、医疗设备、航空航天工业、电信、化学医疗保健中的先进应用，以及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水力、氢能）等快速增长领域的应用，使大马致力于成为这些行业的区域枢纽，并融入全球供应链。
我们相信，我国的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大马不仅位于战略位置，紧邻两个人口最多的经济体（中国和印度），而且位于亚洲和东盟的中心位置。
虽然大马经济在增长前景和国内市场规模（庞大人口）方面可能不如东盟一些国家那么令人兴奋，但它在东盟内部仍然处于"最佳位置"，拥有积极的经济增长前景和引人注目的投资故事。
增长机遇的灯塔
尽管人们认为，特朗普的贸易关税、经济和投资政策引起的不确定性，可能会通过将投资重新导向美国来抑制全球经济、贸易和外来直接投资流动，但包括大马在内的东盟，仍然是全球不确定性中的“增长机遇的灯塔”。
自特朗普1.0时代的贸易冲突、冠病疫情及乌克兰持续的军事冲突以来，全球经济和商业环境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和具有挑战性，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大国之间通过贸易、科技和工业政策等进行的战略竞争所造成的分裂力量影响。
迈新增长时代
鉴于国际贸易和投资地点的重大热点，企业正在通过恢复在岸生产或”近岸生产“或”友岸生产“来重新配置其供应链，以实现采购多元化，减少对远距离制造的依赖，降低风险，确保备用采购计划以减少任何单一地区或供应商中断的影响，这些都受到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对经济更强韧性的渴望等因素的驱动。
政府已实施多维度的杠杆，将大马推向新的增长时代，并顺应大趋势，制定战略方向和举措，以令我国到了2030年成为一个永续、绿色的高收入国家，并跻身全球竞争力前20强经济体之列。
增长路径已经确定。大马必须通过昌明经济框架、第12大马计划 、2030 年新工业大蓝图 (NIMP 2030)、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 (NETR)、国家半导体战略和 2030 年公私合作总体规划，对国家经济进行重组和再平衡。
这引发了人们对大马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吸引高质量的 FDI 进入高增长高价值工业(HGHV)，同时将 DDI 重新注入科技、绿色和数字经济、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和气候缓解项目，并与区域供应链整合。
政府推行的GEAR-up 涉及6家官联投资公司（ GLICs），从今年开始的5年内投资约 1200 亿令吉（每年 250 亿令吉），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内投资。此外，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的建立，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了进军新兴增长领域的机会。
第13大马计划近在眉睫
即将于今年7月公布的第13大马计划（2026至2030年）将继续专注于能源转型、科技和数字、高价值电气和电子（E&E）、稀土、现代农业和农基工业，以鼓励更多新的投资。
大马参与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及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等多项重要经济协定，加深了经济联系，促进了投资，并扩大了制造业、绿色能源和消费电子等领域的合作。
过去5年，即2020至2024 年期间，我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总额平均每年增长 14.3%，2014 年达到 7650 亿令吉，占总贸易额的 26.6%（2015至2019 年为年均增长 5.2%）。2020至2024 年期间，我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率为年均 12.5%，高于 2015至2019 年的年均 6.9%。2020至2024 年期间，东盟平均每年在我国投资 563 亿令吉，明显高于 2015至2019 年的年均 290 亿令吉。
大马经济2024年增长5.1% ，高于 2023 年的 3.6%，同时私人投资也实现了 12.3% 的显著增长（2021至2023 年平均每年增长 4.9%；2011至2019 年年均增长 8.8%），创下 2014 年以来的最高增长率（+11.1%）。其占 GDP 比重从 2020 年的 15.6% 和 2011至2019 年的年均 16.1%， 增至2024 年的 16.5%。
推动投资增长
推动私人投资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投资者对经济增长和投资前景的乐观态度、政府的有利政策，以及符合半导体、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数字经济和可再生能源等大趋势的战略转型倡议。
自冠病疫情危机以来，我国过去4年吸引了大量 FDI 和 DDI ，2024 年批准投资总额创下 3785 亿令吉的历史新高，而 2021至2023 年的年均投资额为 3022 亿令吉。2020 年（疫情期间）为 1674 亿令吉，2019 年（疫情前）为 2119 亿令吉。
2021至2024 年期间，DDI 在批准投资总额所占比重为 42.3%，而其余 57.7% 为 FDI。2021至2024 年批准制造业投资项目的细分显示，新投资项目占总额的 49.7%，其余 50.3% 来自业务扩张和多元化。
外国巨头布局大马
外国巨头的投资涌入显示大马已准备好接受投资。虽然我国的中立外交政策为其提供了积极优势，但总有一天，我国将难逃被卷入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中。
值得关注的是，在大马布局的外国大型科技巨头，包括微软未来4年投资22亿美元建设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谷歌投资20亿美元建立首个数据中心和谷歌云区域、亚马逊网络服务（AWS）投资62亿美元、德国半导体巨头英飞凌科技股份公司额外投资50亿欧元、Enovix Corporation拟投资12亿美元。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计划投资约21亿美元建立人工智能中心和扩建数据中心设施。
此外，英国半导体和软件设计公司安谋控股（ARM）与我国政府达成4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重塑大马半导体格局，包括将在10年内投资2.5亿美元，向安谋控股购买芯片设计蓝图，并为1万名集成电路（IC）设计工程师建立全面的培训计划，
批准投资的实现通常需要2至3年的时间，这对于确保在促进经济增长、创造高收入就业机会和深化外国跨国公司和国内中小企业之间产业联系方面的实际经济效益至关重要。
投资实施率提升
大马投资发展局 (MIDA) 的项目实施和促进办公室 (TRACK) 在成功加速已批准的制造业项目的落实到位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效力。值得注意的是，从 2016 年至 2023 年 5 月，实施率显著上升，从 60% 上升到令人印象深刻的 80%。
平均而言，2021 至 2023 年的年度实施表现表明，超过 85% 的已批准制造业项目已经实施。2023 年批准的项目中，超过 86.5% 已经投入营运，而 2024 年首9个月批准的项目中，超过 63% 已经落实。
实际外来直接投资流入在 2020 年冠病疫情期间大幅下降至 169 亿令吉，但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分别强劲回升至 843 亿令吉和 662 亿令吉。过去两 年，外来直接投资净流入仍保持可观水平，分别为 361 亿令吉和 708 亿令吉。这些资金来自采矿业、制造业、批发与零售贸易、资讯科技及金融服务业。
确保效率问责
综上所述，我们相信在全球经济挑战下，我国投资前景将继续向好。政府、各部门和机构必须继续确保有效执行计划和方案，注重强有力的执行和协调，明确角色和责任，持续跟踪和监督，确保良好的治理和问责制。
政府须致力于简化法规，减少官僚负担和商业痛点，以培育有利的商业生态系统，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而言。解决熟练劳动力短缺和人才发展仍是政策重点，可通过提高技能和再培训计划、将教育和培训计划与行业需求相结合、加快聘用外国特定人才，以及允许本地大学的外国毕业生在我国工作等举措来解决。
企业界期待利商特工队（PEMUDAH）推出一份名为"商业新政"（NDFB）的文件，提振信心、刺激经济增长、推动数字化转型，重点改善商业环境、应对各种结构性和时势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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