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8月通胀率仍然顽固地居高不下，价格按年上涨了8.3%。

虽然这一高于预期的增幅让一些经济学家感到失望，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对加息的承诺——他在最近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演讲中强调了这一点——肯定会通过挤压需求来削弱美国通胀。

同时，即将到来的货币紧缩前景协助了美元走强，美元一度突破了兑欧元的1:1汇价，兑日元也达到了20年来的高点，缓解了进口带动的通胀。

但当今的全球通胀激增并不仅仅是由国内需求推动的，与中国限制性冠病清零政策有关的供应链中断，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对食品和燃料价格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这些供给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不属于美联储可以控制的范围。但鉴于美国经济在能源和食品方面的相对独立性、充沛的移民劳动力、强大的生产能力以及维持和增加国内制造业所需的广阔融资渠道，它在克服这种特殊通胀方面是具备独特优势的。

能源飙升影响小

比如美国受能源价格飙升这个当前通胀核心驱动因素的影响就比较小，因为它是一个能源净出口国。

2021年美国能源出口量达到25.2万亿英热单位（Btu），比进口多出约3.8万亿。

而该国在2022年上半年出口的液化天然气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相比之下欧洲在2020年进口的能源约占其总能源消费量的58%。

事实上自2013年以来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都是能源净进口国。

外劳流入抑制通胀

即使美国的工资水平在最近几个月明显上涨（单位劳动成本在2021年夏季和2022年6月之间跃升了9.3%），但该国仍在吸引和依赖移民劳动力流入，而这往往对工资通胀有抑制作用——尽管存在滞后性。

根据设在华盛顿特区的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数据，2019年美国人口中有13.7%（或4490万人）是在国外出生的，而这一比例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还不到10%。自2005年以来平均每年有超过一百万人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分。

虽说学院经济学家们对更多移民会在多大程度上抑制工资存在一些争议。但《加图杂志》于201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回顾测算出平均而言移民人数每增加10%会就会致使工资下降2%。就算工资在短期内没有下降，更多的移民也可能会增加劳动力供应并在一段时间内减少工资通胀。

最后一点是美国占据了全球制造能力的18%，使之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制造国。美国制造业贡献了2.3兆美元（约10.5兆令吉）的GDP，雇佣了1200万人并在冠病疫情爆发前的十年里持续复苏。据麦肯锡测算美国经济在2010-2019年期间增加了130万个制造业职位。

由于美国家庭过度依赖进口消费品，冠病疫情爆发后的全球供应链中断迫使进口价格上涨。

在这类供应限制下企业很可能会继续倾向加强抗冲击能力而非削减成本和多样化，这意味着制造业的重心将回归美国。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雇主将工作岗位带回工资较高的美国，生产回归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一次性增加。但美国将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摆脱因过度依赖外国供应导致的价格变化无常。

鉴于其强大的国内生产能力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美国经济免遭更多进口驱动型通胀影响，制造业的回归将减少价格波动并最终降低通胀。

不乏工具减轻物价

已有迹象表明美国的通胀可能正在降温。

美国7月份的进口价格（不含关税）下降了1.4%，也是7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下降。

同时商品和服务的核心通胀率（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从3月6.5%的高点下降到7月的5.9%，然后在8月再次上升。

虽然美联储无法控制这些价格压力，但美国政府手里不乏工具去减轻其影响。

归根结底，我们不能指望通胀率很快回到美联储2%的目标，但可以预期通胀率将稳定在个位数的中间区间——这种前景可以让那些分配资本的人对美国经济拥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事实上从投资角度来看没什么经济体能拿出美国所能提供的东西：充足的自然资源、有效的治理、移民的历史和一个全球储备货币。

这堪称一个理想的抑制通胀工具箱。

相比之下大多数其他国家对全球经济的依赖程度要高得多，使它们更容易在当今世界上遭受通胀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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