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于2020年引进了2125亿美元（约8925亿令吉）的外来投资，同时，也在全球各地投资了1537亿美元（约6455亿令吉），两者皆是疫情年全球之最。

如果以累积海外直接投资的总额来看，全球最大的投资国，分别为美国、中国、英国、日本、德国和加拿大。

这六国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执行居住地征税体系（residence-based taxation），对居民的所有收入来源，包括海外收入征税。

换句话说，给海外收入征税并不浇灭企业以国内业务为根基，并投资海外以完善化生产链和拓展业务版图的动机。

显然地，我们在争辩海外收入是否该被征税的时候，并没有考量到这个事实，仅直观地判断那有损大马长期投资吸引力。

问题是，我国在实行属地征税体系（territorial-based taxation）以后的那25年内，尽管仅针对各单位（个人和企业）的当地收入征税，海外收入则得以豁免，国内商业投资却长期低迷，整体海外投资的意图和能力也不见出色，吸引外资的能力比起实行居住地征税体系的印尼甚至要相形见绌。

而且纯粹就逻辑而言，外资是否要来我国投资，一来那受资金来源国本身的征税体系所影响，尤其是针对该国企业的海外收入征税这一环，二来则取决于我国当地的公司所得税，与我国是否给海外收入征税一事毫不相干，反正在我国设厂生产卖钱以后的收入是要汇出去的。

至于说那些原来有意把我国设为区域中心的投资，会因为海外收入被征税而退怯，试想想，如果仅仅因为额外三、四个百分比的公司所得税，外资就能打消前来的念头，可想而知我国整体的经商条件和环境是有多么不济。

朝令夕改是软肋

没有外资非我国不选的竞争优势，即便取消了给海外收入征税，这依然是个不争的事实。

更何况资本驻地我国，使用着本地的公共资源，却通过企业于各国不同分行或相关联公司之间对交易进行移转定价，把营收记账在公司所得税较低的国家，然后在完全无需被征税的情况下把收入汇回我国，这种避税行为既不符合税务公平，也会对公共财务造成压力。

持平而论，征税体系，无论是居住地征税体系，还是属地征税体系，各有优劣处，税制效益更多受制于执行效率和经济结构，与征税体系无关。

但可以确认的是，给海外收入征税与否，与大马长期投资吸引力和海外投资能力同样完全无关，哪怕这回取消了新措施，我国的商业投资也不会因此而回弹，外资也不会因而大举涌入。

反之，政策实践的优柔寡断和无数次U转，只会损伤政策公信力，这才是打击大马长期投资吸引力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