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悬在众人脑海里的，必然少不了中国经济路向何方，而反映群众情绪的股汇市，大概成了最诚实的另类民调。

中港股市暴跌，尤其是在港交所挂牌的中资股，全线崩跌，离岸人民币也跌破7.3，港股恒生指数更是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股价回落到香港回归中国前的水平。

市场忧虑的来源，离不开新任政治局常委名单。当最高决策圈尽是习近平亲信，所释放的讯号，就无法不被解读为清零、金融科技管控、打压房产、国进民退等政策的延续。

就算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三季GDP增长，表现超乎市场预期，但之前无预警地延迟发布，本来就已损数据的公信力，九个月下来，GDP平均增长率也仅有3.03%，而且刚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还显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在十月份双双萎缩，除非最后一季能扩张12.9%，否则全年5.5%是铁定不达标。如此一来，市场又怎能乐起来。

增添经济不确定

然而，中共二十大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增添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而是结束了长达43年，横跨三任领导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其中一个根基：问责制官僚。

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领导，过渡到邓小平之后的集体领导，官僚不以政治路线为运作基础，而是以经济竞争力为晋升衡量标准。邓小平在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以前，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话说得很明白：

“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路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失去权衡制约

于是乎，各县各省互相竞争，招商引资，哪怕出发点完全在于领导本身的仕途，但结果便是地方政府和官僚体系那惊人的办事效率，在经济发展上实践了真正的“大跃进”。

按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的说法，正是官僚效率把中国专政从其他在经济上腐败无能的专政体制区分开来。

密西根大学的政治学者洪源远，确切地称之为“具有民主特色的专政政权”。不是吗？虽然中国官僚不曾实践过西方式民主体制，但所强调的问责、实践竞争、分享权力做制衡，正是民主体制的特色。

二十大无疑是给这个模式画上了句号。新政治局常委没有了派系之间权力的分享，也就失去了执行任何重大政策，在权衡各方利益得失时所带来的制约；尽管李强和蔡奇在上海清零和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执行上，引爆民怨、重创经济，没有“实行先进的管理方法”，更有损“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但二人因为贯彻了领导的意志而仕途无恙。

经济竞争力不再是各级党委领导晋升的标准，贯彻领导意志才是。

如此一来，官僚体系不将又回到邓小平所形容的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这样就不会犯错”；“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一律要反对，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不符合党的领导，即便“土政策”是从实际出发，得到群众拥护的“；所以到最后，反正“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于是什么事都不干，四平八稳的”。 

要是根基也躺平，中国经济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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