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发生的暴乱已经（且理应）多有论述，而政治家们也在努力解决涉及其中的众多法律和道德责任问题。同时，这一可怕事件也触及到了困扰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矛盾：互联网这种工具对民主制度的破坏。

谁都没想到竟然会出现这种状况。

互联网的开放架构，一直都被那些推崇网络自由主义的未来主义者们赞颂为一股强大的民主新动力。

获取信息不用花一分钱，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取——现在任何人只需点击一下就可以投票。

公共领域的迅速扩张被视为头号证据，在1990至2018年间互联网在美国人中的渗透率，从1%上升到了87%，远高于同期全世界从0到51%的增幅。

中国倾向监控治理

美国这个全球最古老的民主国家，率先采纳了各项新赋权技术。

当然问题在于互联网治理——也就是规则的缺失。

即便数字世界拥有诸多优点（更别提冠病疫情期间突飞猛进的数字化），但其黑暗的一面已经无法忽视。

西方的开放式网络连接模式为毒品、色情和恋童癖交易提供了平台，还助长了政治极端主义、社会两极分化以及最近的暴乱企图。

网络自由主义的优点与其缺点已经不可分割。

而中国模式则提供了一个鲜明对比。

它的审查密集型互联网治理模式，俨然是对自由社会的诅咒。

国家（或曰共产党）不仅限制公共讨论，而且倾向于实施监控而非保护隐私。

美蔑视审查制度

对中国来说治理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经济，以及最终的政治稳定。

对此自称民主堡垒的美国当然无法苟同，任何形式的审查制度都被该国所极度蔑视。

然而蔑视也完全可以——可以说是温和地——形容大多数美国人听闻国会大厦遭到致命冲击后的反应。

通过互联网实现的社会和政治动员——最早出现在2009年伊朗的绿色运动中，随后又显现于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如今竟然袭击了美国的心脏。

疫情提供监控新视角

两者显然有很大的不同：那些抗议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专制制度的民众，是将自身与国外对比，渴望民主；而美国对民主堡垒的攻击则来自内部，由总统本人所引发。

这就凸显出了一众事关美国自身稳定的迫切事务——以及互联网治理在揭示这些问题上的无能。

社媒封禁特朗普

美国的各大数字平台——从推特和面簿到苹果和谷歌——对此都做出了自己的回应，逾越了原本神圣不可侵犯的界限，悉数封禁了特朗普这个乱党头目的账号。

然而这种一次性应对很难取代治理，因为人们完全有理由对委托企业高管去承担保障民主制度重任的做法存在极大疑虑。

但这并不是美国唯一一条被逾越的界限。

正如苏珊娜·祖博夫（Shoshanna Zuboff）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一书中所展现的那样，谷歌、亚马逊和面簿的商业模式，都是构建在利用数字技术收集个人数据并将其货币化的基础上。

这模糊了网络自由主义和中国式监控之间的区别，也凸显了隐私问题的核心——个人数据的所有权。

而冠病病毒危机则提供了关于监控与隐私的另一个视角——在这方面中国和美国也是针锋相对。

中国对任何疫情苗头的反应——包括当前发生在河北省的疫情——都强调积极的封锁、强制检测和屏蔽，以及基于手机APP二维码的密切接触者追踪。

在美国这些都是争吵不休的政治辩论问题，被许多人视为自由开放社会所无法容忍的越界行为。

自由社会秩序恐崩溃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中国的抗疫成果已经证明了自己。在经历武汉最初的感染潮后，该国境内只出现了零星小规模疫情。不幸的是，美国的第二波感染——远比2020年春季的第一场屠杀更严酷——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但正如皮尤研究所近期的一项调查所显示的那样，有40至50%美国公众仍抵制以科学为基础的操作原则，比如手机接触者追踪及与公共卫生官员接触。

再加上对疫苗的强烈抵制，我们有理由相信民主自由的核心原则，正在被扭曲为无视病毒危险性的借口。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所谓对美国民主实施原汁原味解读的愿望和价值观，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1月6日的暴乱和疫情拥有共同的关键含义：自由社会秩序是可能崩溃的。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做法就是对的，而是我们可能搞错了。不幸的是当前的极度分化，使得我们非常难以找到一个中间点。

奥巴马在担任总统的最后一场演讲中告诫过我们：“民主受威胁最大的时候，就是我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之时。”

但这不正是美国人一直在做的事情吗？

在接连遭遇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病毒危机、种族公正问题危机、不平等危机以及当前这场政治危机的十年中，我们的崇高民主理想都是停留在嘴皮子上而已。

可悲的是，这种自满情绪是在美国这场民主实验日益显现裂痕的时候出现的。

在这个社会和政治日益动荡的时代，互联网连接正在危险地拉大日益分裂的国家叙事，而由此产生的脆弱性也在1月6日当天被痛苦地凸显了出来。

对民主制度的管理当前正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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