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从冠病疫情中复苏的过程一直很脆弱，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灾难性的俄乌战争使得全球发展进一步恶化。

战争的直接后果只是个开始，之后的多重次生危机将不断涌现。在一个又一次被大国冲突界定的世界秩序里，各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未来发展方式。

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全球发展经济学家主要精力和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大家都认为快速的经济扩张是实现广泛繁荣的关键。但是，在1980年代，社会包容性和环境问题开始被列入政策议程，并在近年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甚至在冠病疫情蔓延之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就已经在所有这些发展战线上苦苦挣扎。

2020年5月，世界银行估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以及它们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已经达到十年前的最低水平。

在不断恶化的贫困、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愈演愈烈的内乱中，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为制定能够履行国际承诺的气候政策而苦苦挣扎的场景就不足为奇了。

还有更多的挑战正在涌现。随着美国上个月通货膨胀率达到7.5%，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实施了今年计划中的6次加息（每次加25个基点）中的第一次。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表示，如果通胀继续上升，可能需要更大幅度的加息。

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来说，这将创造一个艰难的全球政策环境，其特征是流动性减少、美元走强和资本快速外流到美国。

俄乌战争让情况变得更糟。据经合组织预测，由于俄罗斯的深度衰退，这场冲突将使今年的全球生产总值（GDP）至少下降一个百分点，并导致全球消费者价格上涨约2.5个百分点。

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而言，这意味着今年的增长率将不到3.2%，也就是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平均年增长率的一半。

恶性循环

但增长只是全球形势一部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预测，金融波动将加剧由于食品、燃料和贸易成本上升可能引发的资产抛售、汇率贬值和债务危机的恶性循环。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几乎没什么选择来减轻它们面临的多重风险。由于债务水平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它们缺乏财政空间来支持经济。此外，与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不同，它们不能使用量化宽松政策。

随着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欧洲发达经济体面临与日俱增的安全风险和国防开支需求，以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处理债务违约或金融和治理危机方面不能指望太多外部援助。

俄乌战争烈度和持续时间、西方针对战争而实施的制裁及由此产生的全球供应链瓶颈仍然无法预测，这使各国政策反应更加复杂。换句话说，不知道风险会变得多严重。

全球经济碎片化

但是，无论战争如何展开，各国显然必须在其发展议程中赋予国家安全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正如经合组织指出的那样，这不仅意味着增加国防开支（尽管这样做的压力很大），还意味着能源和食品来源的多样化，并为全球经济分化及碎片化做好准备。

近几十年来，“自由主义全球化”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可能。

但是，正如最近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所言，俄乌战争“为1989年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盖棺定论”，包括其中的极度全球化弊端。

俄罗斯正在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将会触发新的担忧（尤其是其被部分排除在SWIFT国际银行支付金融报文系统之外），将会加快其它国家开发替代系统和市场结构的努力。

削弱美元霸权地位

经合组织警告称，这可能削弱美元在金融市场和跨境支付领域的主导地位。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可能需要改变其外汇储备的货币构成。

更广泛地看，这些国家将不得不适应一个专业化、规模经济以及信息和技术传播变得更加困难的全球现实。

借鉴中国成功模式

在这方面，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或许能够借鉴UNCTAD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报告，该报告强调了中国在金融、工业发展、国际贸易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制定务实、全面和连贯的战略与政策方面的成功。

正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的那样，中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的经历对其不断成功至关重要，不仅是在增长方面，而且在提升其发展韧性方面也是如此。

西方的“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中国的治理模式不能在其他国家复制。

但西方国家自己的发展模式也面临新挑战，似乎不太可能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提供维持其建康发展轨道所需的支持。

有鉴于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必须与时俱进地调整其发展方式。

以中国的成功发展经验为参考及指导也许更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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