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最近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揭示了保守派经济思想自1980年代影响力达到巅峰后所陷入的黑洞。

曾就职于特朗普政府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凯西·B·穆里根和托马斯·J·菲力普森都将冠病疫情来作为抛弃他们眼中的经济学家传统智慧——“政府政策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的口实。

两人颠覆了这一论断，认为“政府政策比市场更容易失灵”，而市场则通过将民众从政府时常做出的荒唐决策中解救出来的方式去纠正其政策，并由此推断出冠病疫情是政府政策的结果：要么病毒是从一个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武汉实验室泄露出来，要么是由于中国当局未能及时告知全世界以及美国政府在佩戴口罩和封锁信息上朝令夕改，导致病毒四处传播。

接着穆里根和菲利普森认为是私营企业“迅速控制”了疫情（当然这都得感谢特朗普）——即便病毒仍在大肆传播。“有必要让政府尽快让路”，他们写道，而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实施曲速行动的目的。”

曲速行动无疑是一项成就，但它也是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典型干预行为。

缺乏监管后果难测

与穆里根和菲利普森所声称的恰恰相反，这项耗资超过100亿美元的行动正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这里的市场失灵指的是私营企业由于其成本和风险无法保证研制成功后的回报而缺乏研制和分发疫苗的动力。

而政府则通过向这些企业投入资金，包销并提供技术建议和协调来介入。

这种干预在理念上与口罩佩戴要求和封锁没什么不同，而后者其实也解决了市场失灵的问题。

如果缺乏政府监管，许多个人和企业都会因未能采取足够防疫措施而将传染风险外化给他人。

当一个私人主体的行为致使其社会成本高于私人成本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这种情况是无处不在的。当人们是理性且不受道德约束的时候（正如经济学家通常假设的那样），他们完全有动力向河道里倾倒废物，以罔顾行人、自行车骑手和其他司机安全的速度驾驶，以及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出门把传染病传播给他人。

法律能防市场失灵

唯一能防止市场失灵的是法律，而法律则是由政府制定和执行的。因此那种认为“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常见或更糟糕的想法是说不通的。如果没有政府，那么四处都会出现市场失灵。

政府的确会犯一些错误。或许中国确实对武汉实验室监管不足，或是美国政府在并未事先确定其能否安全运行的情况下不明智地将资金发放给了一个外国实验室。但我们又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在研究和改造危险的病毒以开发针对性疫苗和疗法。在安全操作的情况下这项工作是有价值的。

倘若存在这么一个研发自由市场，那么政府根本不会对私人实验室下达任何安全规定，研究人员（以及其他任何人）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那这真的是穆里根和菲力普森所主张的吗？

显然，解决政府失灵的唯一方法就是更好的政府政策而非取消政府政策。而取缔政府对疫苗研究的参与，包括推动和监管，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穆里根和菲力普森或许还认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或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应该被撤销，或者主张废除公共卫生当局用以关停企业和施加佩戴口罩要求的大量联邦和州法律。

但正是这些机构和法规让政府得以解决包括各类传染病（这就是个大型市场失灵问题）在内的公共卫生问题。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紧急授权对于说服那些对疫苗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非常重要，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方针，尽管有点令人费解，则可以协助当地公共卫生部门了解自身的选项。

政府干预能拯救企业

这些政府干预措施对企业来说犹如天降甘霖，因为企业得依靠它们来决定如何对待员工和客户（与穆里根和菲力普森的说法相反，企业自己并没有琢磨出这些东西来）。

在一个令人惊诧的声明中，穆里根和菲力普森写道：“政治家们精心制定税收政策以为某些利益集团牟利，但私营部门则通过转换到税收较少的活动来纠正这类失灵。” 这看似是“市场”将我们从“政府失灵”中拯救出来的另一种方式。

但事实上，当经济学家使用“税收”一词时，他们指的不仅仅是对收入的征税，而是更广泛地针对污染者、欺诈者、犯罪分子、鲁莽驾驶者、拿客户资金冒险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任何对他人造成伤害者的制裁。

当私人行为者通过转向税率较低但功能相似的活动来予以应对时，这被称为“监管套利”，而当这些被征税活动（如污染）会造成伤害时（通常都是这种情况），它就是个严重问题。

08年曾遭当头棒喝

这种“政府坏市场好”的论点曾在1980年代大行其道，但却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遭到了当头一棒，因为以美国联邦储备局为首的“好”政府将金融市场从自由市场倡导者推动的自我毁灭式放松管制中救了回来。

另一个打击来自于疫情，它本身很可能出现在武汉的一个自由（菜）市场上，人们在那里买卖活体动物，却未充分注意人畜共患病的感染风险。

各类政府项目和要求佩戴口罩这些干预措施协助缓解了疫情。而特朗普的主要成就则是利用政府为快速研发疫苗创造了条件；主要失败则在于未能更进一步，以及破坏了州和地方政府为控制疫情所付出的努力。

穆里根和菲利普森都是成就斐然的经济学家。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却把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市场失灵当成了一个论证市场出手解决政府所导致问题的契机。

将一个大规模政府干预行为重新定义为 “多管闲事”，将特朗普在利用政府解决疫情方面的多次失败与其实现的一个真正成就联系起来，进而似乎充其量是为了将他们前老板的政治机会主义行径合理化。

当然，这种说法很难将自由市场经济学从其近期的道德和智力败局中解救出来，而且只会在政府着手应对另一波感染时让公众陷入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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