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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何时复苏?/Project Syndicate

疫情经济的图表(上篇)

2019冠状病毒病是人类社会和全球经济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疫情已经在全世界夺去了36万人的生命,对收入、产出和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遏制病毒和为经济复苏创造条件之间找寻适当的平衡。

这并非易事。虽然病毒检测、联系追踪和社交距离等关键措施恰好满足这两个首要目标的要求,但度量每个方面的实时进展是困难的。

像国内生产总值(GDP)这样的直接指标往往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使得决定何时重启各种经济活动变得更加困难。

多管道收集即时数据

不过,冠病的经济影响还有一个实时高频指标:流动性数据,它可以作为全球经济活动更大范围收缩的一个指标。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根据谷歌、苹果、高德地图和百度发布的聚合数据和匿名数据,计算了移动性。

例如,谷歌发布零售业、娱乐业、食品杂货业和药房以及工作场所的移动信息,我们将它们合并成一个单一的指数。苹果发布关于驾驶、运输和步行的移动数据,高德地图和百度发布基于位置服务的移动数据。

最重要的是,这些数据经常更新,每周甚至每天更新。

我们追踪了131个经济体的流动性程度(按正常时期水平的百分比计算)。谷歌数据是129个经济体数据的主要来源,俄罗斯使用苹果数据,而中国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高德地图和百度。

为何有流动性差异?

我们发现,在已经宣布首季GDP的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四分之三的GDP增长率差异,可以用这一时期流动性的差异来解释(图表1)。

各国之间的差异是由于该病毒在第一季度中出现的时间不一,另外,病毒导致的流动性反应速度和强度都有所不同。

当然,流动性只是经济收缩的一个指标。即使没有强制封锁,个人、公司和其他机构的风险规避也可能在抑制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

但作为一个反映经济活动状态的变量,流动性有几个主要优势。

首先,它是少数既能捕捉当前活动、又能在130多个经济体每日使用的大数据指标之一。

其次,这是一个内生变量,因为它既反映了封锁的影响,也反映了人们的选择,而人们的选择往往都是为了规避风险。

第三,它似乎反映了不同经济体和不同时期GDP的很大一部分差异。

必先牺牲方能复苏

虽然“疫情经济”相当不寻常,但它有自己的特点、识别度高,并按照明确的模式运行。在早期阶段,遏制疫情必须以牺牲流动性和生产性经济活动为代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更不用考虑经济复苏了。

由于健康结果和经济目标之间矛盾重重,因此经济复苏速度将比实行封锁时急剧下滑的速度慢得多。这一普遍模式已在许多国家得到证实。

一般来说,急剧和深度收缩之后会出现一个阶段,在此期间,随着病毒得到控制,经济仍处于萧条状态(低谷),这一阶段的持续时间长短不一。

这个阶段之后是S型复苏,经济增长缓慢但增速稳定,然后随着产出接近疫情前水平,经济增长开始减速。最后的减速反映出,考虑到持续需要保持社交距离,一些行业(航空旅行、体育赛事)难以恢复。

主要的经济挑战在于如何通过早期发现和遏制来缩短经济自由落体的阶段(很多国家都未能克服这一挑战)。之后的目标是减少经济陷于低谷的时间,同时在控制病毒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最终,随着新增感染越来越少,经济将与疫情脱钩。

不太可能U型复苏

当然,一种有效且可以广泛使用的疫苗,将加速复苏。如果复苏来得够快,甚至可能出现U型复苏。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出现。

为了在遏制病毒与支持经济复苏之间取得平衡,决策者需要更好的工具来衡量和监测全球疫情经济的演变。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罗汉堂(Luohan Academy)最近发起了一项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旨在帮助政府领导人、企业和公众深入了解疫情经济的基本模式、不同阶段的权衡以及其他可能的挑战。

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提供了一个了解广泛的经济领域的窗口。纵轴显示收缩的程度,也就是根据每日流动数据估算的经济活动水平占大流行前水平的百分比。

横轴表示截止测量时间,也就是确诊感染病例翻倍所需的天数。倍增日(DD)代表了病毒在人群中传播速度:倍增日越大,扩散率越低。

多国仍未进入恢复期

每个图表也有一个垂直虚线显示了满足我们经济复苏条件的平均倍增日:19天。

当一个经济体冠病康复病例数连续三天超过确诊病例数时,我们则认为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平均而言,位于虚线左边的国家控制住病毒的可能性较小。

掌握图表中的时间维度也很重要,因为从收入损失、产出下降和失业增加的角度来看,经济损失取决于收缩的深度和持续时间。

如果两个国家的PET图看起来相似,但其中一个国家的过渡速度更快,那么这个国家的状况就会更好。它的资产负债受到的损害会更小,它缓冲冲击的计划将持续时间更短,成本更低,它的赤字和主权债务增量将会更低。

截至5月20日,至少有45个国家和地区已进入复苏阶段,但其中多数仍远未恢复正常经济活动。在被分析的国家中,有一半以上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疫情后仍未进入恢复期。

越果断代价越小

第一波疫情主要发生在东亚国家,中国的发展轨迹很好地代表了疫情-经济曲线。中国用了30天时间触底,暂停了80%的正常经济活动,这种快速封锁或多或少得到了回报。

截至5月20日,中国已经历了124天的疫情经济,在此期间,倍增日持续上升。

该国的经济活动已恢复到疫情前经济活动的98%,第二季的经济增长有望实现正值。

凭借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在今年下半年应该会继续实现正增长。不过请注意,强劲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全面复苏。

其他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由于其早期检测制度和其他迅速的政策行动,表现得更好。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已恢复到正常经济活动水平的95%以上。

它们一开始的收缩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倍增日都超过了50天。这意味着感染的数量增加一倍需要超过7周。

总的来说,东亚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早期阶段遏制病毒的行动越快、越果断,它在公共卫生和经济损失方面付出的代价就越小。将反事实模型应用于其他国家,如美国,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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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能过剩也可造福世界/Project Syndicate

在今年5月于杭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后来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绿色马歇尔计划”的“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

该计划包括三个目标:协助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扩大中国的总需求以及提升中国的全球领导力。

与当初的马歇尔计划一样,该计划将提供大量商业信贷和投资、政策性贷款以及政府援助。

最近围绕中国主要绿色产业包括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产能过剩的讨论给了我启发。

定义存争议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今年4月在与多位北京大学教授的讨论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两个忧虑:一是中国产能过剩似乎是政府补贴的结果,二是其规模已大到扰乱国际市场的程度。

一个月后,美国宣布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关税的决定。

对“产能过剩”的定义可能存在争议。正如一些中国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企业能够销售其产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那就不存在“产能过剩”。因此如果我们把产能过剩理解为供应超过需求的状况,那么就可以用它来为国内和全球背景做区分。

这里涉及三组因素:宏观经济失衡、显性和隐性补贴以及相关产业的规模。

“国内”产能过剩是中国整个1970年代后改革时期的特征,因为本国生产的产品超过了国内消费量——经常账户的大量盈余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解决产能过剩的第一步就是实现经常账户的平衡。

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当局一直在通过刺激国内消费追求这一目标。

不公平补贴?

而美国人和欧洲人更关注显性和隐性国家补贴,他们声称这些补贴使中国制造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不公平优势。但一份2022年发表的工作文件指出,中国在电动汽车方面的显性补贴(包括直接补贴、减税和专有许可)在十几个受调查国家中处于平均水平,而且低于挪威、美国、法国和德国政府的补贴规模。

隐性补贴——即降低的要素成本,则不那么显而易见。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杰伊·尚博在7月发表题为“中国产能过剩与全球经济”的演讲时引用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分析结果,估计中国的隐性补贴约相当于GDP的5%,是美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10倍。

虽然这些数字与我在15年前所做的研究中得出的结果相近,但尚博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者的解读是有缺陷。

禁不规范非法补贴

中国的要素成本扭曲状况不是作为产业战略的一部分而制定的,而是作为一项过渡政策存在,且大部分支持都给了国有企业。

如果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些在国际上竞争的私有中国绿色科技企业正因为这项政策而处于明显劣势。

地方政府面临财困

尽管如此,地方政府推出的各种“投资促进项目”还是为私营绿色科技企业提供了隐性补贴,例如减免土地使用费用。因此欧盟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补贴致使中国电动汽车的售价要比欧盟生产的车型低20%。

但地方政府提供的支持也在迅速减少,部分原因在于目前许多地方政府都面临财政困难,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中央政府已开始禁止这种不规范的非法补贴。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导致人们对该国产能过剩的影响产生了过度的担忧。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其经济政策又往往将投资集中于某些部门和行业。

这可能会让其贸易伙伴遭遇困境。但问题是中国绿色科技行业的规模可能是一个比补贴更严重的问题。

美中都有绿色马歇尔计划

中国确实需要减少国家指导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并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确保共同繁荣,这就是我提出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建议的原因。

中国在绿色科技领域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生产能力,但也在发达国家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壁垒。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推进自己的绿色发展议程。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约1.7兆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但截至2022年只吸引了544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外国直接投资。”

所幸中国拥有可以帮助填补这一缺口的技术、产能和资金(商业融资、政策性融资和政府援助),可以借此推动全球绿色发展,促进本国经济,同时巩固其国际领导地位。

有趣的是,在8月底,曾于2021-2023年间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布莱恩·迪塞提出了一个“清洁能源马歇尔计划”,并提及中国事实上也在考虑同样的想法。

理想情况下两国可以在这一倡议上展开合作,但即使中美各自推行独立的绿色马歇尔计划,也依然可以大大加速全球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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