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全球经济走下坡/Project Syndicate

后冠病时代的复苏已经耗尽了动力。布鲁金斯-金融时报全球经济复苏跟踪指数的最新数据显示,近几个月全球各地的增长势头以及金融市场和信心指标都出现明显恶化。

随着全球经济在不断上升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中停滞不前,许多国家都在接近或已经处于彻底衰退的边缘。

有些伤害是咎由自取的。像中国的清零战略和英国贸然出台的“迷你预算”这类错误政策,使得政策制定者更难应对持续供应链中断和旷日持久的乌克兰战争。

世界范围内的持续高通胀以及中央银行为遏制通胀所采取的行动,也在压制经济活动,削弱家庭和企业的信心并使金融市场陷入混乱。

在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迟缓而不温不火的政策应对加剧了外部冲击的影响,导致增长轨迹偏离轨道。

因此,许多发达国家现正面临着新兴市场经济体遭遇经济和金融压力时,一直存在的典型挑战:货币(相对美元)急剧贬值,政府债券收益率上升,公共财政紧张以及政策限制收紧。

美国充斥矛盾信号

美国经济则充斥着相互矛盾的信号。在好的那面,消费者需求仍然强劲,就业继续以相当健康的步调增长。

但与此同时GDP增长乏力,而通胀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处于居高不下状态,使得美联储除了进一步加息外别无选择——即便强势美元和资产价格下跌导致金融条件收紧。

在欧洲,能源供应中断正在助长通胀并制约增长,激起了对冬季能源短缺的担忧并削弱了私营部门的信心。英镑价值最近的暴跌体现了英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包括不利的外部环境、脱欧的持续影响以及该国缺乏纪律管束的财政政策。

在许多其他欧洲国家,民粹主义政策可能增加财政和金融不稳定的风险。

得益于其低通胀率,日本是唯一有幸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这可能有助于该国维持虽然低速但稳定的增长,因为迄今为止日元的快速贬值并未产生任何明显负面影响。

虽然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包括高通胀和货币贬值在内的类似挑战,但它们的增长前景通常比发达经济体要好。即便如此,全球性的需求疲软和金融条件收紧,将增加那些存在经常账户赤字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压力。

但除了土耳其、斯里兰卡和委内瑞拉等少数国家以外(这些国家恣意妄为的经济管理不善导致货币崩溃),大多数新兴市场似乎并没有走向国际收支危机。

人币贬中国降息受限

中国则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政府对清零政策的僵硬坚持,风雨飘摇的房地产行业以及不可持续的金融系统压力。

虽然通胀依然受控,但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限制了中国人民银行降低利率的能力。

政府和人民银行已经出台了一些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但这些措施对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有限。

出口增长也可能受到全球需求疲软的限制。

印度成为亮点

另一方面,印度的经济仍然是一个亮点。由于卢比贬值和近年来各种改革的有利影响使得出口增加,该国可能在今明两年实现强劲增长。

但印度储备银行在控制高通胀方面的挣扎仍是一个制约因素。

避免财策目标不明确

与此同时,俄罗斯经济受到西方自其侵乌以来所施加的各类经济和金融制裁的冲击,但出口收入增加和进口疲软强化了卢布从而缓和了这一打击。

拉美货币今年表现惊艳,但巴西和其他许多该地区国家都面临着挑战性的政治环境,这可能会抑制国内需求和增长,吓跑外国投资者并煽动经济不稳定。

政府和央行再也无法奢望通过不受约束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来稳定增长和抵消不利冲击。

政府至少必须避免实施目标不明确的财政措施和其他无益的民粹主义政策,尽其所能去克服供应瓶颈并支持中央银行努力恢复价格稳定。

无效的政策反应会危及那些受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最大的人:世界上最贫穷的经济体和各国的最底层家庭。

在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必须协调财政和货币措施以缓解短期通胀压力,并专注于能够改善长期增长的改革。

除了缓解劳动力供应和贸易限制外,他们还必须为绿色技术和其他类型的基础设施投资创造激励机制。这些措施对于在短期内支持私营部门的需求和信心,以及重新稳定通胀预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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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高收入国2难关/黄锦荣

我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延续上一季超5%的速度,让首九个月的经济规模比去年同期扩大了近5.2%。

以此看来,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要重返5%的增长轨迹,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说重返,那是因为在疫情以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全球大衰退年,我国经济都以此速度前行。虽然疫情之后,经济增长在2022年曾有过8.7%的高速表现,但那更多是霎时光辉而非常态,至于2021年及2023年的表现实属差劲。

5%增长率并非特出

乍看之下,5%增长率并非特出,尤其是了解到我国经济增长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入世贸以后出现了结构性拐点,从原来的年均9%跌落至5%,5%更像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非令人骄傲的表现。

但此回的5%,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来当下的经济规模比起2002年第一次写下5%时的有将近3倍之大,船身虽然变大变重,但速度不减,这表示如今的经济潜力可要比当年强大得多。

二来增长的基础更为广泛,各领域齐张,商业投资更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商业投资正是经济于未来可不可以持速增长,收入是不是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也许最重要的,莫过于5%系我国在未来四年内能否晋升为高收入国的两大难关之一。

门槛年均拉高2.54%

根据世界银行按图表集发的衡量,我国2023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万1970美元。

假设今年经济增长达5%,令吉兑美元也微增1%,而人口则年均增长1.5%的话,那么今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涨至1万2509美元,离2024年高收入国的1万3845美元或以上的标准,可算是最后一里路。

但门槛并非静止不变,却是以平均2.54%的速度往上拉高。如果接着下来每一年的实质GDP都能保持5%的扩张速度,且其他条件也保持不变的话,那么2028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预期可达1万4917美元,有望初次跨栏,虽然成功几率不大,但2029年估计就能顺势晋升。

可想而知,一旦失去5%,高收入国的目标也将是2030年以后的事了。

外汇政策自由化

相较于5%经济增长,维持令吉每年微升1%也许是更为棘手的前提,而且按令吉过去的表现,那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特朗普胜选至今,令吉转弱,即便美联储降息也无济于事。接着下来美国经济事态的发展,也将是令吉升值难以摆脱的阻力,毕竟关税和大规模遣返所带来的潜在通胀风险,以及因减税及监管松绑预期而不断走高的美股和美债收益率,皆有让美联储停缓降息及美元走强的驱动力。

话虽如此,令吉也非穷途末路,关键是要持续强化市场,尤其是资本及金融市场对令吉的需求。唯有强化本地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参与,方能扩大令吉的国际需求,提高令吉的交易量,深化令吉的流动性,而令吉才有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条件。

换句话说,有序的外汇政策自由化,是晋升高收入国路上绝不能避开的途径。

日前,国行宣布允许多边开发银行及合格的非居民发展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令吉债券,并向大马企业提供令吉融资,那无疑是迈开正确的一步,因为此举可引来更多的国际债券投资者,刺激对令吉的需求。

此路一通,日后参与令吉融资的金融机构名单可进一步扩大,甚至令吉融资选项也可进一步放松,包括允许国际注册公司前来马股挂牌上市。

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标是打破令吉兑换管制,促进流通,让令吉的需求从境内扩散至境外,以便令吉能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潜能。

所谓的高收入国,其意义就在于因收入增长及币值挺升而成就的高购买力,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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