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全球续关注低收入国/Project Syndicate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之下的全球经济,正遭遇着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幅下跌。而虽然各国在疫情中无一幸免,但如果无法给予更多帮助的话,那么付出最高昂代价的将是世界上那些最为贫穷的国家。

生活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近15亿民众,正在当地薄弱的公共卫生体系、有限的机构能力以及(在许多案例中的)高债务水平下挣扎求存。

所有这些国家在陷入危机时都能力有限,而它们在疫情导致旅游、侨汇和大宗商品出口收入下降之际却同时,面临着支出需求急剧增加的窘境。

当发达国家拿出相当于GDP的20%款项去保护本国企业和工人之时,低收入国家的这类支出只有2%左右。

鉴于今年有多达1.15亿人面临落入极端贫困的风险,当前的严重经济衰退,可能会逆转过去20年的生活水平提升轨迹。

破坏效应延续多年

由于儿童(尤其是女孩)辍学,医疗服务质量下降和就业水平持续低迷,当前的破坏效应很可能会延续多年。

这一点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因为贫穷国家的不安全状况,会转化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不稳定态势,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在全球所有国家都战胜了新冠病毒之后,这场危机才算真正结束。

为此国际机构和双边捐助者,必须在为本国创造适当经济复苏条件的同时,向各贫困国家提供帮助。

国际货币基金(IMF)也继续在手把手地向其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帮助各国政府处理债务,增加收入和管理公共财政,以确保它们能有效提供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重要服务。

而荷兰对这方面的支持,则体现在为国际货币基金各类专用主题基金注资,以及出资构建基金组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加勒比地区的能力建设中心网络。

眼下的关键任务是帮助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克服当前危机并增强其未来冲击抵御能力。像荷兰这类双边捐助者,会把钱用在基金组织关于卫生、教育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针对性干预贷款项目,以及那些围绕气候变化和绿色经济的计划上。

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帮助那些背负不可持续债务的国家。其实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有大约一半的低收入国家处于(或很可能陷入)债务困境。

眼下许多国家只能获得极为有限(如果还能有的话)的新市场融资,这令它们必须在疫情期间救助本国人民与偿还债务之间,做出极为艰难的权衡。

延长临时债务减免

国际社会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包括荷兰在内的13个双边捐助者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已向29个最贫困成员国,提供了约5亿美元(约21亿令吉)的一年期债务偿还减免,并在寻求更多资源以求将这一减免延长至2022年4月以后。

我们也对G20集团发布的“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表示欢迎——该倡议已经为那些最贫穷国家提供了约50亿美元(约210亿令吉)的临时债务减免。

国际货币基金还支持G20集团和巴黎俱乐部,建立一套构思宏大的新债务解决通用框架,将债权人群体内决策的标准性手段,与针对每一个个案的订制性债务减免手段结合起来。

拓宽应急融资渠道

除了解决债务问题之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得到强有力的国际金融支持。

自疫情爆发以来,国际货币基金已将获取应急融资设施的渠道拓宽了一倍,并向指定类别中的47个国家提供了110亿美元(约462亿令吉)应急资金,同时也将继续致力于确保各国能在今后几年中,拥有足够渠道去申请此类信贷。

国际货币基金必须依靠其最富有的成员国,拿出新贷款资源来资助优惠贷款计划。

自疫情爆发以来,基金组织已经额外争取了220亿美元(约924亿令吉)资金,目前也正努力筹集赠款以确保在这些层面上的零利率贷款,而荷兰也将为此捐款。

许多双边捐助国还强化了自身方案以支持低收入国家。比如荷兰最近就筹集了5亿欧元(约24亿令吉),去维护现有开发工作强度,以及资助新援助项目来帮助贫困国家抗击新冠疫情。

最后,低收入国家在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贸易。全球贫困水平也是因为这些国家在过去二十年间国际市场参与度的不断提升,才实现了大幅下降。

但是疫情和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已经危及了这一进展。一个基于规则的开放、稳定和透明贸易体系对于确保全球经济稳定、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以及长期繁荣是必不可少的。

开放市场推动贸易

国际货币基金会通过维持开放市场,并倡导进一步政策改革,来持续推动全球贸易的复苏,而在欧盟内部荷兰和法国,也都推行了旨在更加强调永续和负责任商业行为的贸易政策。

包括各国公共开发银行和多边机构在内的双边捐助者,需要进一步共同努力去满足低收入国家的许多未竟需求。

只要我们携手共进,就可以帮助那些最脆弱国家和社区从疫情中实现复苏,并以此为所有人构建一个更能抵御冲击的包容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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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

联国:受疫情影响 2022年辍学生增至14万

(八打灵再也28日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边缘化或弱势群体小学生因受冠病疫情影响,辍学人数从2021年的12万1231人增加至2022年的14万520人,增幅达20%。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教育研究学院课程研究与教育政策教授哈兹里表示,冠病疫情带来的连锁反应使许多家庭陷入经济困境,为了生计而被迫搁置孩子的学业,导致他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辍学的其他原因还包括社会心理因素、心理健康问题、家庭关系紧张以及缺乏教育支持等。”

据英文媒体《星报》报道,疫情期间,许多贫困家庭的特殊学生因缺乏线上学习设备,最终也无法继续学业。

哈兹里认为,要防止学生中途辍学,必须深入分析辍学率上升的原因。他指出,尽管政府制定了多项减少辍学的政策,但由于资金不足或监管不力,这些政策未能有效实施。

UCSI大学社会科学与文科教育系主任助理教授扎伊达指出,大部分无法上学的儿童来自边缘化和弱势群体,包括原住民、郊区儿童、难民和无证件儿童。她认为,家长缺乏基本教育认知,导致子女失去入学机会。

她强调,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为相关群体提供经济援助、改善郊区基础设施、提高教育意识,并实施包容性教育政策,从而为儿童创造更有利、更可持续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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