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正在大面积呈现出从今年春季疫情引发的崩溃中，实现V形复苏的常规迹象。许多国家的月度指标在6月和7月出现了强劲反弹，而其第三季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国内生产总值（GDP），也预计会在其他条件不便的情况下取得10至15%的增长。

当然我们也有理由去质疑，当前感知的上涨是否仅仅是一场技术性反弹——也就是因早期下跌过度所造成的一种错觉。

情况很可能就是如此，尤其是当许多国家遭遇第二波强烈2019冠状病毒病感染潮，或者对疫苗尽快面世的热切期盼最终落空的话。在这方面没有谁可以打包票，我们也只能在各国在控制病毒和经济恢复常态之间左右权衡时拭目以待。

尽管美国在与病毒斗争方面比其他国家更加吃力，但其新增感染数量却依然有所下降，使其经济在夏季加速回升的可能性有所增加。

而中国的最新指标则表明，感染控制水平和康复速度都得到了提升。鉴于美中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尽管两国当前在贸易和科技方面存在冲突，但这种积极的事态发展预示着世界贸易将出现重大复苏。

而在欧洲方面，许多国家都呈现出了第二波冠病感染潮的迹象，而感染率的上升对西班牙复苏的威胁尤其巨大。但这并非普遍现象，因为其他国家都已加强了自身控制措施，如果这些措施被证明足够有效，那么就可以令复苏重新步入正轨。

需疫苗有效的证明

这就是我们在9月中旬所知道的所有东西。如果希望人们能对2020年末和2021年的经济持续复苏前景更具信心，就需要更多证据去证明在治疗方法和安全有效疫苗方面取得了进展。

只要可以广泛接种疫苗，我们就可以期待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加速，而那些遭受社会隔离措施影响最大的行业，包括国际旅行，娱乐和餐饮酒店业，也将开始复苏。

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实际上，除非所有候选疫苗都无法通过第三阶段试验，否则我们可以预计在随后这几个月中这些遭受重创的部门将有所复苏，届时对周期性复苏的寄望也会变得更加合理。

但仍有许多结构性问题亟待思考。首先，今年秋天最紧迫的问题是当前由沙地担任主席的20国集团，是否能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那样实现自我复苏并构建真正的国际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卫生机构表示，大约需要350亿美元（约1449亿令吉）来确保将疫苗公平分配给全球78亿人。这个数目跟许多G20国家为支持其国内经济而花费的资金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

然而为疫苗的全球分配融资对于确保全球，而不仅限于那些有疫苗国家的复苏至关重要。

避免陷早期财政紧缩

同样相关但讨论较少的一点，则是各国国内和外部增长之间的力量平衡。在疫情引发的焦虑之下，许多政府（特别是欧盟内部的那些）对财政刺激措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而这些支出计划也得到了异常慷慨的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支持。

厘清支出由谁买单

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表明，除非出现突然而又重大的财政紧缩，否则国内需求的复苏助推作用将比2008年危机后那时更加强劲，而这也可能转化为一场超出许多评论家预期的世界贸易复苏。

但这就引出了第三个结构性问题。当前所有这些支出将在何时支付，又由谁支付？发达经济体内部似乎已经形成了相当强大的共识，即应该避免早期的财政紧缩。

我赞同在危机过后实施紧缩，但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复苏的规模和速度，还取决于财政赤字的规模。

在这方面比较有趣的一点是由于就业数据好于预期，最近各界对美国额外财政刺激措施的预期也已经有所下降。

疫后政策新挑战

而在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在8月底宣布将转向“平均通胀目标”制，而外界也将此视为一种额外的支持形式。

但有必要在此提个醒，因为政策变化是否持久将取决于通胀压力的实际发展状况。如果金融市场突然开始忧虑通胀率会意外上升，则政策制定者可能不得不再次改变其做法。

我在前面几篇评论文章中还提到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政策者将如何应对冠病危机带来的变化。

他们是否会培育一种以“有理想的利润”为目标的新企业文化，鼓励（或哄骗）更多企业追求脱碳以及应对诸如抗菌素耐药性和未来大流行性疾病的威胁等社会挑战的解决方案？

这无疑将是令人欢迎的事态发展，对各国政府而言也绝不是遥不可及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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