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回来得更快，飙升得更明显，而且确实比各主要央行起初认定的更为顽固和持久。在最初登上美国的新闻头条之后，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其他许多发达经济体政策讨论的核心。

截至2021年12月，在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归类为先进经济体的34个国家中，有15国的12个月通胀率超过5%。这么一场突发且同步的高通胀率（按现代标准）跳升在过去20多年间是未曾有过的。

而通胀的激增也不仅限于富裕国家，其他经济也受到了类似的冲击。109个新兴市场/发展中经济体中有78个也出现了超过5%的年通胀率——该比例（71%）约为2020年底的两倍。

可见通胀已经成为（或者近乎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只有亚洲至今独善其身。

通胀飙升的主要驱动因素在各国之间各不相同，尤其是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发展中经济体作比较的时候。

美国话语中常用的“过热”诊断，并不适用于许多新兴市场/发展中经济体，因为这些国家针对冠病疫情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有限，2021年的经济复苏程度也远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

此外，疫情引发的萧条和复苏模式在不同国家收入分组中存在明显差异。

所谓复苏，可以定义为经济体人均收入恢复到2019年水平，约41%的高收入发达经济体在2021年底就达到了这一门槛，而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发展中经济体却只有28%，低收入国家为23%。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其实比上述对比显示的还要大，因为许多新兴市场/发展中经济体在疫情前已经遭遇了人均收入的下降，而发达经济体却大多处于新高。

虽然许多新兴市场/发展中经济体在过去两年中，下调了对自身潜在产出的估算值，但没什么迹象表明它们的通胀压力主要是由重大政策刺激后的过热所驱动的。

先进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共同面临的一个事态发展，是大宗商品价格随着全球需求的增加而上升。截至2022年1月，石油价格相比2020年12月已经上涨了77%。

运输成本一飞冲天

影响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依然无法摆脱过往两年造成严重影响的全球供应链。运输成本已经也已经一飞冲天。

同时与1970年代以石油为基础的供应冲击不同，疫情导致的供应冲击更为多样化和不透明，因此也充斥着更多不确定性，正如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所强调的那样。

在新兴市场/发展中经济体中，（因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和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导致的）货币贬值催生了进口商品的通胀。而且由于新兴市场/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预期，比发达经济体锚定性更差且更易受货币波动影响，从汇率到价格的传递往往更迅速也更明显。

食品价涨重挫低收入国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食品价格通胀。在2021年，79%的（109个国家中的86个）新兴市场/发展中经济体的12个月食品价格上涨超过了5%。虽然新兴市场国家也未能躲过食品价格上涨，但只有27%的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类似状况。

更糟糕的是，食品价格上涨通常也会对低收入国家（以及世界各地的低收入家庭）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这使其形同于一种累退税。

食品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家庭平均消费篮子中所占的份额要大得多，这意味着这些经济体的通胀可能被证明是持续的。当前较高的能源价格将直接转化成未来较高的食品价格（因为化肥、运输等成本增加）。

尽管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不再像通胀频发的1970年代那样维持固定汇率，但那些小型开放经济体纵使使用浮动汇率，但“真正独立”的货币政策范围仍然有限。它们从全球金融中心输入通胀的风险也依然存在。

事实上，当前通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无处不在。在缺乏解决供应链断裂的全球政策选项的情况下，应对通胀的任务就被留给了各大央行。

虽然美国准备在2022年进行适度紧缩（相对历史标准来说），但此举估计不太能控制价格增长。

债务危机风险加大

正如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和我在2013年的一篇论文中所记述的那样，1970年代的通胀之所以持续存在，主要是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局倾向于做得太少且太迟——这直到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上任才得以扭转。

可以肯定的是，各大央行更及时、更有力的政策反应，在短期内对新兴市场/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大多数国家会经历更高的融资成本，其他一些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则会大大增加。然而犹豫拖延只会带来更高的长期成本。

由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在1970年代未能迅速解决通胀问题，它们最终只能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这导致了美国战后第二严重的经济衰退，同时也催生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

俗话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与此同时，通胀的回潮将继续加剧各国内部和之间的不平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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