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罗斯实施的史无前例制裁（有人戏称为经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致使乌克兰危机全球化，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甚至有可能打乱疫情后的复苏进程。

整个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2022年增长预测也因此被大幅下调。

除了抑制产出和导致本已很高的通货膨胀率进一步飙升外，这些制裁正在加剧爆发一场金融危机的风险。

而当前日益复杂的全球金融体系中那些规模庞大的衍生品市场，以及相互依存的供应和支付链使得危机更加容易传导，放大了这种危险。

滞胀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全球威胁，而乌克兰的战争进一步增大了这种危险。

世界仍在努力应对美中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如今又得接着面对第三场由政策引发的经济危机。

扰乱供应链且加剧通胀压力的疫情相关经济下滑是一场必然性危机，因为遏制措施是我们为尽力阻止新冠病毒蔓延而必须支付的代价。但制裁俄罗斯所引发的未来增长放缓和潜在滞胀——正如美中贸易战那样——将是一场由政策引发的可选性经济危机。

第三方承受“附加损害”

美中贸易战带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全球化时代的高度相互依存导致在不对非争端直接参与国带来意外后果的情况下实施针对性经济制裁——从贸易壁垒和关税到限制金融交易——是极其困难的。有两种这类影响与俄乌冲突尤为相关：影响第三方国家的间接“附加损害”，以及对惩罚发起国的“回旋镖”效应。

附加损害通常来自于贸易破坏/分流，以及对全球准时供应链的日益干扰。比如国际货币基金（IMF）就估算由中美关税战引发又因新冠疫情加剧的供应链问题使得2021年全球总产出减少了0.5%，通胀率上升了差不多整整1%。

实施制裁的经济体规模越大，带来的附加损害可能就越大。严重依赖贸易增长的中低收入国家总是受害最深，因为它们缺乏经济基础设施或产能去把握住制裁扭曲效应或供应链短期重整所带来的机会。大多数国家的财政空间在遭遇新冠疫情时就相当有限，而这也反映了美中贸易战造成的全球需求急剧减少。

在某些方面，对俄制裁给贫穷国家造成的影响要比贸易战或新冠遏制措施更为严重。

尤其是获取必需品的渠道急剧收窄使人们开始担忧全球粮食危机，并将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多数大宗商品价格推至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进而提升了长期通胀预期。

虽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预示着石油出口国的财政大丰收，但却给中低收入国家带来了尤为严重的宏观经济管理挑战。大多数国家都是石油净进口国，还必须应对日益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引发的社会动荡风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出现恶性通胀。

回旋镖效应中美皆伤

而经济制裁的回旋镖效应也同样重要。在这方面对美中贸易战的评估也很有启发：除了美国对华出口急剧下降（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也有类似下降）之外，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发现，美国企业至少因为美国对华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而损失了1.7兆美元（约7.14兆令吉）股价。

美国家庭也受到了影响，因为价格和汇率并未自动调整以保护消费者。

对中国来说，贸易冲突的回旋镖效应加剧了经济的放缓，增加了硬着陆的可能性。中国官员设定的目标是今年GDP增长约为5.5%——也是几十年来最慢的增速（2020年与疫情有关的减速除外）。

这可能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大负面溢出效应，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中国是其中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在乌克兰危机中，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欧洲经济体，试图通过不将制裁措施扩大到俄罗斯油气出口或参与能源贸易的俄罗斯银行来减轻回旋镖效应。但是其他一些与俄罗斯直接接触的关键行业的欧洲企业也将受到重大影响。

如果严格和广泛的制裁措施长期持续，一些原本财务状况良好的运输和物流企业可能面临破产。

即使短期内的对俄制裁也造成了巨大的附加损害，日益增长的价格压力增加了许多经济体的内外脆弱性。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制裁所推动的大宗商品市场止跌回升正在维持欧洲对俄罗斯的现金流入以支撑该大陆的基本能源进口。

提高欧洲滞胀风险

新一轮的供应链中断已经激发了通胀压力，进一步削弱了疫情后的复苏，提高了欧洲滞胀的风险。同时制裁俄罗斯有可能使债务危机恶化，并可能为金融危机的延续埋下伏笔。

如果信用违约掉期无法在俄罗斯债券违约的情况下无缝结算，或者如果制裁预示着公共资产的大规模重新分配以对冲政治风险的全球化，那么危机蔓延的风险将大大加剧。

对地缘政治优势的持续争夺意味着强国将越来越倾向于利用经济制裁来推进其战略目标。在一个经济和金融相互依存的世界里，这种措施将使政策引发的经济危机更加频繁，而所有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

世界在未来十年所面临的其中一个主要挑战，就是要确保没有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能凌驾于对全球繁荣的追求。除非我们能实现这一点，否则全球化的风险可能会超过其好处。

毋庸置疑，外交手段仍然是替代大规模毁灭性经济武器的更佳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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