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投资疲软是大马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因为它将减缓资本积累、生产力增长和出口扩张，进而阻碍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

大马的私人投资增长从2011至2015年期间的年均增长12.1%，于2016至2021年期间显著放缓至年均1.5%。近年来，私人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从2018年的17%下降到2021年的 15%。冠病疫情的破坏性影响，导致2020年私人投资猛挫11.9%，2021年适度反弹，按年增长2.6%。

一系列导致私人投资增长放缓的障碍，包括全球和国内经济前景疲软，营运、监管与合规成本偏高、奖掖和政策被扭曲、人力短缺、中小企业融资不足、获利能力和投资回报率低，以及外国投资流入放缓。政治风险和政策不确定性，也是导致投资者情绪低迷的因素。 

由于新加坡、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等区域竞争对手正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外来直接投资（FDI），大马经济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015至2020年期间，流入我国的FDI净额平均为83亿美元，大幅低于新加坡的825亿美元、印尼的174亿美元、越南的143亿美元，仅略高于菲律宾的70亿美元。

改善国内投资环境

因此，后疫情时代，大马应通过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来实现更高的私人投资率，包括加强有利的生态系统、确保宏观经济稳定、保持政策确定性、提高税收和成本竞争力，以及减低监管和合规成本。

在持续需要优质的FDI流入之余，国内直接投资（DDI）对于建立具有竞争力本土工业的强大基础同样重要，这些工业不仅能抵御来自国内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而且还能在国际市场上与富有竞争力的全球企业一争长短。

那么，还需要做什么呢？我们欢迎在国家投资计划下成立国家投资委员会，以检讨、重组和拟订投资相关政策，以及解决关键的落实问题，并认为政府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高级理事会工作队，以加强政府促进包容、稳健和永续DDI的决心。

我们认为，外国投资者、国内企业与投资者，尤其是微型和中小型企业（MSME）往往会受到这些缺点的影响，这些课题和问题是相互影响的。

大刀阔斧改革4环节

以下是需要立即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特定环节：

1. 官僚主义或繁文缛节过多，是商家和企业最常提到的阻碍企业行动或决策的一大问题。

那些被视为是多余或过时的法规或合规条例，应被撤除和精简化。

与政府机构和部门以及地方当局进行业务上相关程序往来时的痛点，包括延误和冗长的审批流程、不透明、不一致和混乱；必须同时与多个机构互动的麻烦；多次提供相同的信息；填写看似不必要的文书工作；必须获得其实没有必要的各类执照；一项决定必须获得太多的人或委员会批准，这使得商家企业和投资者在执行监管和合规相关的事务时，既费时又困难。

2. 减轻监管负担和合规成本。显然，有必要简化和精简监管体系，以大幅减轻其对商家企业的负担。最常被提及的监管负面影响，是财务成本和时间。

采用更有效的监管系统模式应该不难：

（i）“监管断头台”——基于风险的执法、检查、控制和监督方法，以减少控制/监督的类型。

（ii） “成本进出”制度，通过废除或放宽成本同等或更多成本的法规，强制各政府机构限制新条规或强化条规导致的额外成本。更简单和更透明的法规，也可以减少贪腐行为。

一些企业认为，监管机构可以将重点从执法转向宣导，并确保有关法规为企业提供各伸缩性便利，好让企业适应和保持增长。消除被认为不成比例的法规元素，将提高其可信度。

3. 检讨、巩固和改革投资奖掖和税收制度。重新评估各类奖掖，其用途和未充分利用情况，以期通过绩效监控系统，整合和简化这些奖掖，同时考虑企业需要什么，同时制定退场计划，以逐步取消有关奖掖措施。

当有关当局更多是基于自由裁量和主观的资格和报告要求，而非自动和客观的要求来提供税务和财务奖掖时，这可能会间接鼓励寻租（rent-seeking）行为，并助长对审批程序的滥用。

让各类奖掖成为自动提供的措施，将可以向投资者发出一项明确的信号，即政府正致力于使投资过程更为友善。为奖掖措施设定时间限制，将向潜在投资者发出一个信息，即他们从有关奖掖受惠的时间有限。

4. 重新定位一站式中心（OSC）。OSC的有效性和功能，可以通过远程获取OSC提供的所有服务、申请商业注册、提交相关文件和支付适当的费用方面得到增强。撤销商家、企业和投资者需同时和多个部门接洽及人手提交申请的要求。

电子化的OSC必须同时和所有相关政府结构连接起来，为投资者提供高效、透明和快速跟进的服务。

政府要重振投资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NEAC）已表明，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财政部和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将研讨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NCCIM）的各项建议，以重振DDI。

其中包括减少50%官僚限制的改革措施； 巩固各项投资奖掖； 检讨外劳管理，以及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加强中小企业与 发展金融机构（DFIs）之间的联系。

繁琐和繁重的监管体系，令经商成本变得高昂，并对投资和生产力增长形成一大障碍。 政策制定者必须使他们的行动具有可预测性，提供前瞻的指导并减少政策、经商程序与法规的模糊性和任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