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1941年以前/黄锦荣
1941年5月，德国纳粹大败英国和南斯拉夫等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军力，有南下控制埃及、阻断苏伊士运河之势。同年6月，德国纳粹入侵苏联，而日本皇军攻占马来半岛仅是时间问题。
虽然二战时的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已是世界之最，却不行使国际霸权之责，甚至还立法管制行政权力以保持中立。
即使欧亚安全命悬一线，美国民众仍以为那无关乎美国安全，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被袭，美国无法置身事外，国际局势才出现扭转。
就在这段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1941年8月14日共同签署了一份联合宣言，称为《大西洋宪章》。
该宪章列明，英美两国同意不寻求领土扩张，寻求国际贸易自由化，建立海洋自由以及国际劳工、经济和福利标准。
最重要的是，美国和英国都将致力于支持所有在战争期间被占领的国家恢复自治，并允许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
正如一切政治宣言联署，英美签署《大西洋宪章》也是各有所图。
丘吉尔想把美国拖下水，希望美国增加援助，而罗斯福也要求英国确保不会就领土瓜分进行单方面决定，甚至借此商榷英国该如何偿还美国为英国所提供的战争物资。
即使如此，在一个列强殖民仍普遍存在、且强权既道理的年代，《大西洋宪章》的前瞻性和道德力量，是如此地无以伦比。
不寻求领土扩张及允许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意味着列强殖民在二战以后将得结束，让殖民地取得独立，而寻求自由贸易及建立国际标准，则为战后全球通过成立多边机构来推行经济现代化、强化经济互赖以实现和平的努力奠基。
特朗普（右二）要求乌克兰割土分资之余，却不给予安全保障。
增关税互敌
就算是所谓的战后偿还的交易，美国要求的也是英国开放帝国特惠制，以便美国也能享有大英帝国与其自治领和殖民地之间的进口关税优惠。
这是关税互惠的基础，也是往后“最优惠国待遇”原则的精神所在，在互惠原则上，以求消除贸易歧视。
换句话说，《大西洋宪章》奠定了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自由开放、主权独立、去武装化及集体安全。
如今看来，特朗普是要把美国及世界带回1941年以前了。
特朗普不断套用的“reciprocity”，并不是减关税互惠，而是增关税互敌，以贸易歧视为武器。
特朗普退出国际卫生组织及巴黎协定，甚至出现一并退出联合国、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IMF）的声音，那是要摆脱国际标准及约束，重返孤立。
特朗普在俄乌和平谈判选择和俄罗斯站同一条线，否决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决议，认同俄罗斯侵占乌土的合法性，要求乌克兰割土分资之余，却不给予安全保障，甚至还配合侵略者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那就是默许强权寻求扩张领土的合法性，断绝被侵略的国家恢复自治的权力，在领土问题上形同私下瓜分。
无道德底线
那无异于彻底地和《大西洋宪章》精神说再见，挥别代表着和平与自由世界抱负的美国例外主义。
而且不要奢望这仅是一种谈判手段，为的是凡人所无法了解的“大局”，因为当特朗普可以下令停止调查刚好持有大量特朗普币，为特朗普个人财富充弹的孙宇晨那些有关于涉嫌洗钱、诈骗及内幕交易等的罪名，或MAGA媒体夹道欢迎因贩卖人口被英国定罪的泰特兄弟定居美国（马斯克甚至支持安德鲁·泰特竞选英国首相），那可是一个连凡人道德底线都没有的政权。
这是一个无关道德或理念、只在乎阳性政治正确及利益瓜分的美国，而这也必须是其他国家及多边组织，包括东盟，进行战略考量时的基线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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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伟:推单边主义 “美国的对等是假公平”
（吉隆坡12日讯）大马对华前特使陈国伟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的“对等关税”措施属“假公平、真霸凌”，完全违背自由贸易原则，推行单边主义及保护主义，是对全球经济秩序的严重破坏。
他说，特朗普口中的对等关税看似追求公平，实则单方面加征关税，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倒退行径。
也是民主行动党蕉赖国会议员的陈国伟今日在“整合亚太资源，推动高质量发展”亚太经贸发展联盟高端对话会上说，所谓“对等壁垒”并不能真正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反而推高了进口成本，压制消费，削弱美国市场的竞争力。
美国经济内伤加剧
他提到，许多美国农民、制造业工人早已在前几轮关税战中深受其害，而如今特朗普再次拉响贸易战战火，只会让美国经济内伤加剧。
“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破坏国际合作的信任基础。贸易壁垒不仅伤害被针对的一方，也会反噬设立壁垒的一方。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有充分例证。”
他直指这种单边主义的贸易保护措施，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多方面的冲击，包括全球贸易放缓、产业链受干扰、市场信心受挫、通胀风险上升及引发政策连锁反应。
陈国伟说，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加剧了区域内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破坏原有产业链与供应链稳定，导致企业投资信心受到打击。
他指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如中国、韩国、越南和大马高度依赖对美出口，而关税壁垒提高，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也上升，将造使订单减少、出口额下降，直接影响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就业率。
积极拓展替代市场
他也说，亚太是全球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基地，增加关税迫使许多企业需重新评估供应链配置，导致区域内原有高效的“区域价值链”被打乱，生产和物流成本上升。
“关税政策助长了全球保护主义情绪，也使亚太国家在推动多边经贸合作过程中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在贸易紧张、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企业对亚太地区的投资态度趋于谨慎，尤其是在制造业与高科技行业，外资流入减缓，影响区域产业升级与技术转移的进程。”
他提到，大马应积极拓展替代市场，不论是邻近国家或是海外巿场，通过推动市场多元化，将能有效对特定经济节点的依赖，增强国家经济的韧性和抗压能力。
出席者有《亚太日报》董事长金文胜、大马中国总商会国内商务委员会主席李国源、大马汉文化中心主席拿督吴恒灿、大马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许庆琦、大马摩托车商总会会长拿督黄锋、世界华人协会副会长兼东南亚总会会长郝金玲、大马中华大会堂副会长拿督黄志成、普登斯（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明、几内亚驻马大使康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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