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外资迁出加剧中国风险/安邦智库

在中国的疫情防控之下,尤其是一些传统的行业外资缩减在中国的生产,并开始向外转移产能和供应链,可能给该国带来不可忽视的、系统性的行业损伤。

11月28日,德国福士伟根汽车发言人表示,由于中国冠病病毒病例的增加,福士伟根汽车集团在中国成都的工厂已经停止了生产,其长春工厂的两条生产线也被暂停。

福士伟根汽车与当地合作伙伴一汽集团,共同经营成都工厂。宝马公司总执行长奥利弗齐普斯此前表示,该公司在中国的工厂运行正常,但办公室关闭,员工在家工作。

奥利弗齐普斯称,尽管中国对宝马的全电动车型有稳定的需求,并且预期全球销售将保持稳定,但宝马认为,中国在2023年与新冠病毒有关的进一步封锁,是企业面临一个风险。

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德国福士伟根汽车暂停在成都和长春的部分生产线,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风险信号。

德国福士伟根在中国投资了几十年,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投资额最大的德国企业之一。印象中,德国福士伟根在中国如此成规模的停产是极为罕见的。

据德国福士伟根称,停产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影响,疫情防控使得部分城市的生产难以正常进行。当然,这里不排除有市场方面的原因,但是,疫情防控下的生产链、供应链阻碍,员工上班不便利,这是更主要的原因。

类似的外资龙头企业,因为防疫而停产或者减产,并不止德国福士伟根一例。

增长数字背后存隐忧

如何看待外资投资中国?如果只看外商投资数据,相关数字是不断增加的,由此可以得出外资仍然青睐中国的结论。但是,在增长的外资数据背后,其实存在各种问题。

一家外资企业投资中国,它会带来资本、技术、管理、知识、信息,外资在中国的生产和运营还涉及到供应商、供应链,还涉及到物流、贸易等一系列问题。

许多外资在中国经过了很多年的发展,才形成了目前的体系和生态。如果成熟外资撤走或关闭,意味着一个系统的倒塌;而新的外资进来,它需要花较长时间来建设类似的生态体系。

因此,成熟外资如果撤离,它在短期内造成的损失更大。

地方政府喜新厌旧

安邦研究人员在调研中了解到,有外资认为,中国一些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比较重视新来的外资,对已经在中国的“老外资”的重视不够,对他们的后续服务也不够。

另外,中国希望吸引大型外资,欧洲投资中国的企业就以大企业为主,比如德国巴斯夫集团在广东湛江投资超过100亿欧元(约460亿令吉)。

不过,引进外资不能只是大型外资,还应该有中型外资、小型外资,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有活力的、多元化的外资生态。

如果只盯着大型外资,忽视了其他规模的外资,就会形成只靠“巨无霸”撑起中国外资格局的情况。在今年上半年的疫情封控中,该国不少城市出现了一些外资撤离的情况。

客观来看,在近三年的疫情冲击下,再加上地缘政治摩擦和逆全球化加剧,全球供应链重构,加剧了外资从中国内地对外转移。值得重视的是,一旦外资系统性地离去,他们对中国的经济生态必然造成很大的影响。

反应

 

言论

中国社会的“戾气”想象/黄贤鸿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体育中心11月11日晚间发生越野车撞人事件。在案件信息仍处于不甚明朗的处境下,中国民众普遍一直对这件事进行各种揣测、表达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在中国网络上,重点在官方的“离婚与财产分配”问题,紧贴各种肇事者私人生活进行揣摩;一些人则拍手叫好,因受害者中不少是因时常做出扰民举动而被贬称的中老年休闲活动团体“暴走团”,觉得他们被撞是活该;一些侧重在今年下半年来多起类似此案的犯者生活背景称,中国历来司法不彰,又碰经济下行,“随机伤人”、“报复社会”等暴力事件只会增多,呼吁健全社会保障与司法机制。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立场,有不同的关注点。

但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所有人都说:中国这几年来,戾气很重。

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无比关心这起事件,但中国政府早期却是忌惮无比。我们盘点事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

压制媒体操控舆论

即时压制媒体,尤其是非中国的外国媒体报道,直到习近平发话后才不压制;事后两天内不断删除民间社会就相关事件讨论的网络信息,尤其是剑指社会戾气、正义不彰或经济下行的内容;外交部对各国媒体就此案提问进行马马虎虎、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似乎有意的舆论操控手段,比如微博热搜本应存在此事的网络标签,却疑似被撤下,或被其他非社会议题的热点标签掩盖;官媒报纸几乎不见此事的深度追踪报道;有公安单位把前往事发地悼念者的鲜花没收……

中国公安尚未就珠海一案,包括此前的类似案例,公布完整调查结果,但全世界与中国社会有利益或关系牵扯者,多少皆因此案的严重性产生恐惧感。比如,日本驻中使馆担心再度发生深圳日本人学校随机伤人案那般的案件,因此提醒在中日本人勿在当地“引人注目”,避免因日本人身分惹来杀意。

我认为多数舆论对此事中肇事者的想象似乎过于狭隘。尚未有任何可靠调查结果前,我们仍可以假设,肇事者经济能力正常、此案并非随机伤害、对肇事者财产的司法审判并无不公……等等,而非主流,包括中国政府所设想,此案的发生,综合来说是中国经济下行背景下的产物。

我们应该从此案的社会舆论注意到的是,无论什么身分与立场,驻地中国者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中国政府宣传那般“小康富裕”、“是世界上最安全、稳定的国家”,而是充满戾气、随时都要提防外人的社会——这不是外交部的一句“此次事件没有外国人伤亡”就可以应付的。

珠海撞人案敲警钟

这次案件是一个警钟:敲醒中国政府“只要没人说,就没发生过”的信息审查技术,恐怕没有办法应付公众的不安,甚至可能会加剧之。而顾虑“不报道就不会引起模仿效应”的想法,我只能说这是天真——假若此案真是“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本就怀有报复社会意识者,不需要此案的新闻报道来激发他的犯罪心理。一个可犯罪的环境和条件,再加上不可预测的心理状态,就足以促使一人突然想报复社会。哪怕中国政府不愿使用“无差别伤人/随机伤人”一词,此类案件的发生,就是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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