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有许多关于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计划的辩论、运动和讨论。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加剧了全球收入不平等及赤贫进一步增加的不利现象，引发了大量有关实行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以加强社会安全网的运动。

所谓全民基本收入，是指每一位国民，无论什么就业地位或收入多寡，将在余生内每月获得一笔高于贫穷线的基本收入，而且没有附带任何条件。

应付基本生活开销

这是一项获得政府担保的付款计划，它将会人民带来财务安全感，提供足够的收入，以应付基本生活开销。

尽管目前没有任何国家已经有UBI的模式，但有许多国家已开始试跑这项计划，以测试这项计划的可行性，或是至少拥有一些体验。

全球约 130 个国家或地区，已制定了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类似于基本收入），这可能要求收款人送孩子上学或进行健康检查。

关于UBI的可负担性和永续性（和资金）的问题仍然存在； 收到基本收入的公民，是否会继续（或寻求）工作； 还是国民被间接的灌输懒惰的态度，造成国家生产力的损失和国民产出减少。

UBI的支持者认为，它可以作为起点之一，为弱势群体提供最低收入支持； 为家庭学校的孩子和大学生提供一种追求学习意愿的手段。

一些人提供的证据显示，人们获得基本收入往往会提高某种形式的收入保障和幸福感，改善基本医疗保健，帮助他们的自我发展，并信任会照顾他们基本需求和福利的社会机构。

由于将自动提供基本收入，这减少了管理经济福利计划的行政成本和官僚主义。也有人认为，UBI 将使人们有时间进行再培训和找工作。

批评者则认为，UBI并非一个适当的解决方案，因为他们担心向每个人提供“免费收入”，无论他们的收入和就业条件如何，都会滋生不健康的“享有权”文化，而无需为此工作。

由于获得UBI没有附加条件，例如找工作的意愿、继续专业学习和再培训，青年人可能会缺乏就业和提高技能的动力。

解决贫困和不平等

大马是否有能力实行UBI？

虽然政府尚未考虑实施国民基本收入政策，但该概念已在 2050年国家转型倡议下进行了讨论，该倡议旨在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

政府财务无法负担

在尝试UBI之前，我们必须考虑一些问题。

（i）大马的财政状况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我国实施UBI的能力和负担能力，取决于付款的规模和计划的设计。

它还必须考虑UBI是否取代或辅助现有的福利计划？是否需要整合所有针对弱势个人和40%最低收入（B40）家庭的现有公益和针对性计划？ 这包括现金补助、各种补贴、公共医疗保健、公共房屋和公共交通。 

（ii）我们必须确定足以让一个人维持生计的实际基本收入或工资是多少。国家银行2016 年的一项研究中，推出了“生活工资”的概念，即家庭参与社会所需的最低收入、个人和家庭发展的机会，以及摆脱严重财务压力的自由。吉隆坡的生活工资是每个人每月2700令吉。

根据2019的最新算法，依据最佳的食物需求与健康饮食，大马家庭2019年的全国平均贫穷线收入为每月2208令吉。

（iii）根据一马援金（BR1M）2018年的受惠者目标人数，假设基本月入介于2208令吉（2019年贫穷线收入）和2700令吉（吉隆坡2016年的生活工资）之间。

那么，政府用在一马援金的预计开销介于1927亿令吉至2357亿令吉 之间（占政府2022年总行政开销82.5至100.9%，以及国内生产总值（GDP）11.8至14.4%）。

一马援金受惠者为730万户B40家庭和低收入的国民（占2018年大马总人口22.5%）。

即使我们按50%贫穷线收入（1104令吉）和50%生活工资（1350令吉）推算，有关数额依然庞大，介于964亿令吉（占2022年总行政开销41.3%和GDP的5.9%）及1178亿令吉（占2022年总行政开销50.5%和GDP的7.2%）。

税收贡献比率偏低

的确，要实施有针对性的基本收入制度，所需的财政资源令人难以想象。

UBI支持者认为这是一个更有效的计划，可以取代现有的官僚福利制度。 然而，在“有意义”水平上为UBI提供资金将需要更高的税收，而目前大马的税收占GDP比率偏低。

我们仍然不相信UBI是最佳和合适的解决方案。在实行UBI之前，我们必须先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政治上是否可行，和财务永续性方面的挑战。

政府的财务资源无法负担UBI所需的庞大融资。何况， 我们还需面对UBI 的“负面”后果，即它将培育了一种依赖、坐享其成和自满的文化，以及阻碍国人觅职和自我提升的动力。

在开始斥资数十亿令吉来推行UBI之前，我们必须深入了解UBI的各种影响。

可以想象，一旦落实UBI，它将倾向于简单地提高支付的金额，而不是解决真正的结构性问题。

我们必须提升教育和培训素质、技能组合、高技能工作和生产力以及科技的吸收，以提高就业和创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