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孩子财务欲望?/规划财富

最近收到许多很心烦的父母询问,关于孩子“想要”拥有一些奢侈品,但是同时他们又没有理由拒绝(应该是理由不管用)而纠结了很久,希望得到一些帮助。
是的,孩子理财是充满挑战的。尤其是大家有思路和层次(年龄)的差距。
不过,在想这个问题时,我们同时也可以问:还记得同是当时年龄的我(孩子现时的年龄),是不是也会被欲望迷惑呢?
会不会同样也是没有能力拥有,所以才发奋图强要努力?这个时候,我们问问自己,会不会先入为主认为这是不对的?
小故事
今天孩子很开心地与父母分享他刚买了一双名贵鞋。然后,轻描淡写说是自己花钱买的。
这时候,父母已经气得没话好说,就直接回话说又乱乱花钱了。结果,一个家庭有好几天没有说话了。
过了几天,可能孩子感觉自己好像“有做错”什么,就说:我就用我的钱来买,你不能生气啊!你应该为我的能力感到骄傲。
父母无语了!
●父母:真的买了,很贵啦!
●孩子:我买了,现在很开心!
●父母:钱不应该这样花的。
●孩子:我的钱,我做主。
观念与立场不同
父母会说:什么钱是你的,还不是我给的?
孩子会说:给了我的钱,就是我的!
读者们:你说呢?

大道理
想象一下,我们有时很难去谈这个问题,因为牵涉到关系、感受、权力和共识的原则。
简单的来说,如果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谈妥而达到共识,那只是时间的问题来接受事实。
发生双方都没有办法接受的情况,那很可能是以下几个问题:
●认知层次
孩子和父母认知不同,直接说就是对物品的价值观念有不同的想法和看法。理论上,大家都没有错,只是不能达成共识。至于如何达成共识,就需要互相讨论问题和事件的本质。
先把问题的中心指出,然后用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标准来达到共识。
●过往经验
共识这个课题是说易行难。因为可能一开始,就会因为经验、身分和地位不同,就先入为主认为“我是高人一等”。
一开始就是不平等对谈,那和一份“不平等”合约没有两样。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秉持着“我是为你好”、“我过往有经验”、“不想让你受伤”等等想法,左右着我们的思考。
●往后立场建立原则
既然已经把问题搞清楚了,就针对性设定一些标准,但必须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达到共识。
可以把双方的“底线”讲清楚,然后会有什么后续动作。毕竟,当一方出现特殊情况时,是很难接受“突如其来的”的批评。
但是,如果已经有言在先,就比较能理性处理问题。
3大理财因素
1. 适当时间点
可能这时候的父母会问,到底什么理财关键,可以在以上说的讨论里提出来与孩子分享?
我会建议先找一个适合的时间,点来“舒适”处理和讨论。切勿随性说了一大堆道理而忘了重点,这也是出于对讨论方的尊重。
毕竟没有人希望和对方讨论事情时,他却心不在焉。
2. 财务数字
就以小故事的理财个案,建议父母们重新检讨零用钱是不是过高。如果不是,那就是孩子省吃俭用把钱存下来的。
如果双方有言在先,那就可以针对零用钱课题来深入讨论。我们要记得,有数据的讨论才不会偏离问题,变成没有意义的争吵。
3. 情绪认知
有时候,我们不要错误判断孩子的认知。我们会忘了孩子没有想象的成熟来思考问题,是因为对于事件不熟悉,或根本就觉得这不是问题。
再加上,错误地认为父母不理解,就会产生情绪问题。这时候,我们要先认同孩子,先远离情绪问题。
等待双方恢复理智,才针对问题找出解决方法。别忘了,最重要是找到问题,解决问题,从问题找学问。
总结
最后,我能理解为人父母者,谁不希望孩子能“活成”我们想要的模样。尤其是我们看到许多理财失控的例子,把自己的退休规划也搞砸了。
所以养儿一百岁,常忧九十九。我们可以在孩子还能接受原生家庭教导的时候,就用言语教育和以身作则的方式,帮助孩子理解理财课题。
多沟通和理解孩子对于财务和将来目标的设定,肯定会在面对一些争执时,双方都能心平气和来商谈。
要记住:先处理心情,在处理事情。如果用情绪来处理问题,问题本身就会无止境燃烧下去。
破产危机与制度改革/南洋社论
马来西亚报穷局近期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自主申请破产案例较2022年暴增200%,这一数据不仅折射出个体家庭的财务危机,更揭示了经济结构转型中的深层矛盾。
根据报穷局总监峇克里的说明,自主申请破产程序存在明显的制度宽松性:无最低债务门槛,仅需填写表格并支付定金,即可启动程序,且法庭一旦批准便不可撤销。
这种低门槛设计本意是为真正陷入困境的债务人提供救济渠道,但现实中却异化为“债务逃避策略”。
例如,月还款额从2000令吉骤降至200令吉的巨大落差,使破产成为成本最低的债务重组方案,进而诱发道德风险——部分债务人可能故意放弃偿债努力,甚至通过资产转移提前规避责任。
动摇金融市场信任基础
更严峻的是,这种制度漏洞正在动摇金融市场的信任基础。
银行与金融机构为控制坏账风险,可能全面提高信贷门槛或缩减消费贷款规模。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长期维持在80%以上,若信贷收缩传导至消费市场,将直接冲击内需经济,形成“债务危机—信贷紧缩—经济放缓”的恶性循环。
破产案例激增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多重社会矛盾交织的结果。
首先,疫情后经济复苏不均衡导致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停滞。
马来西亚统计局2023年报告显示,低收入群体(B40)实际收入较疫情前下降12%,而通货膨胀率长期维持在3至4%区间。
收入与物价的剪刀差迫使民众依赖信贷维持生活,最终陷入债务泥潭。
过度借贷缺乏财务规划
其次,金融产品创新与消费者保护机制脱节。近年来,“先买后付”(BNPL)、小额现金贷等金融科技产品迅速普及,但其宣传往往弱化风险提示。许多消费者在缺乏财务规划能力的情况下过度借贷,最终因复利累积触发债务危机。
针对当前危机,政府需采取系统性治理方案:
(一)破产法制的精细化改革。政府可参考新加坡《个人破产法》经验,建立阶梯式债务处理机制。应对自主申请破产设置合理门槛:引入“实质偿债能力评估”,由独立第三方机构核查债务人的资产状况、收入稳定性及债务成因;设定最低债务标准(如5万令吉),避免小额债务滥用程序。
(二)对主动破产者实施分级信用惩戒。例如,5年内限制高消费、禁止担任企业董事等,避免破产制度被滥用。
(三)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修订《消费者信贷法》,将“先买后付”等新型信贷纳入监管框架;强制金融机构采用“动态偿债比率”算法,根据借款人收入变化自动调整还款额度;建立全国性财务教育平台,针对青年群体展开信用管理课程。
我们认为,330宗自主破产案例背后,是330户家庭的生存挣扎,更是社会经济韧性的压力测试。
制度的宽松本应为弱者提供安全网,却因设计缺陷沦为系统性风险的导火索。
当前改革不仅需要修补法律漏洞,更需建立“预防—纾困—重建”的全周期治理框架。
这场债务困局的破解之道,终究在于让每个公民在经济发展中既能共享机遇,亦能抵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