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之下，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越来越多地被搬到了网上，数字和物理领域也比以往变得更为一体化。因此，当前这个高度强化的数字世界，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治理和监管。

除了引发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外，冠病病毒还正在加速推动那些已有的技术趋势。

其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点，是那些大型科技企业正在日益壮大。

科技股占比较高的那斯达克指数，在2020年迄今已上涨30％，而苹果、亚马逊、面簿和Alphabet（谷歌母公司）的总市值，已超过5兆美元（约21兆令吉）。

因此，自疫情爆发以来，亚马逊总执行长贝佐斯的个人财富增长了超过700亿美元或约2940亿令吉（68％），而面簿总执行长扎克伯格的净资产，也增加了300亿美元（约1260亿令吉），达878亿美元（3687.6亿令吉）。

少数企业掌握财富

这种权力和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几家全球数字企业手中的状况，将随着我们逐步摆脱疫情而塑造国家和国际政治。

大型科技企业利用数据、算法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来获得价值，而不仅仅是依靠劳动力或商品服务等有形资产来赚钱，还利用薄弱的数字治理来逃避缴纳税款和社会保障金。

数字经济悬殊加剧

我们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为有形世界而设立的，而各国政府在出台法律法规以构建公平数字经济方面的步伐则太慢了。

数字经济赢家和输家之间差距越发拉大的状况，体现在不断飙升的不平等状况和日益式微的中产阶级身上，而且会随着疫情在短期内加剧。

政治主流群体也缩小了，对左右两翼极端主义政党的支持都在增加。

欧美民众对民主的信念和媒体的信任都在下降：如今仅30％美国千禧一代，认为自己必须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

所有这些趋势都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放大，从而使那些反自由民粹主义者得益。

疫情还加剧了全球地缘政治竞争，并凸显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大国对抗越来越多地发生在由私营全球企业拥有的数字领域。

正如2016和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全球各地其他大选所显示的那样，面簿和谷歌都成为了在国内国际斗争的战场。

捍卫自身技术主权

与此同时，各国政策制定者都在努力维护自身技术主权，以管理数据和那些数字巨头。

在苹果和谷歌的阻挠之下，一些欧洲大国的政府无法实施自己的冠病病毒追踪策略，这实际上把究竟能——或者不能——使用世界上32亿部智能手机来对抗疫情的决定交给了这两家公司。

数据治理不应各自为政

政策制定者必须紧急跟进这些事态发展。

在西班牙IE大学治理变革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新数字领域》中，我们为政策制定者推荐了三套必须实施的方案。

首先，我们需要针对数字经济的新治理模型。这些应该包括一个新的外交和全球协调论坛，以克服当前数据治理的各自为政状态。

中国以国家为中心或美国以企业为中心的做法，都不允许个人控制自身数据。相比之下，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

但问题在于这些做法所定义的三个区域无法彼此“交谈”。因此没有任何一家技术企业或一部法律，可以真正实现全球化，因为不可能同时遵守这三个区域的规则。

我们还需要一个国际机构来制定平台经济的全球标准和法规。该机构可以就最佳做法提供建议，监控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包括其对公民社会的影响），并制定监管和政策干预措施以应对这些风险。

建立体制解决跨企套利

当今的数字领域正在破坏我们围绕事实达成共识的能力。为了避免这一场认识论危机，我们需要一个作为公共物品而非寻求利润最大化的信息空间。

其次，我们需要一批新的经济治理模式。

数字经济是由专利技术所驱动的，其本质上就偏爱先行者和集聚经济。

各国政府需要为创新者和落后者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制定明智而灵活的法规以缓解颠覆性技术对传统行业的影响。

政策制定者还应该开发新手段，来保护那些打零工的人，并通过不同的机制为他们提供与常规雇员相同形式的社会经济安全网。

第三，我们需要一份新的社会契约，来结束社会分裂和政治两极分化。免税且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的数字经济现状不能再持续下去。

无法对大型上市企业利润征税的状态，限制了政府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我们需建立一个新的全球体制，以解决跨国企业的套利问题——这些企业的利润则主要来自无形经济。

缩贫富差距从教育着手

此外，对包容和创新性工作安排的推动和规范，可以推动人口重新流入那些落后地区，并有助于缩小引发政治两极分化的区域差距。

教育虽然是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最有效工具，但其成本日益增加且课程设置缓慢，无法适应数字经济不断变化的需求。因此为公民提供有效、最新且负担得起的教育至关重要。

减轻数字域的不利影响，需要对平台和数据治理采取整体性手段。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及太多事务上，政策制定者都将技术治理权，交给了设计这些技术的人。

如今他们可不能再这么袖手旁观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