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媒体对青年抗议、高层外交以及减少甲烷和保护世界森林的新协定进行了大量报道。

但是，没有什么任务比使脱碳与促进世界上被忽视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努力相一致更重要。如果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中的低收入人群，没有被带进来，全球气候目标将永远遥不可及。

在阅读关于这个话题的最新评论的时候，我想起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它进行了仔细研究。

其中最令人振奋的分析，是我的好朋友让·皮萨尼-费里 (Jean Pisani-Ferry)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撰写的政策简报，他认为“气候政策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其影响将是重大的。”他也看到了许多与 1970 年代石油冲击的比较以及重要对比。

我之前曾经写过我的博士经历：预测原油价格会发生什么。我时常回想那些孤独又不确定的三年，因为虽然我很幸运能够承担这样一个项目，但有时我会怀疑我的价值不如其他人。我不仅只有非常糟糕的数据可供使用，而且也很难证明任何事情。

尽管如此，除了检验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之外，我还学到了宝贵的一课：在预测油价时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

以当时发表的关于1970年代石油危机的研究为例（我调查了其中的大部分作为我研究的一部分，并一直保留至今）。

当时的共识是，冲击开启了一个油价不稳定但持续上涨的新时代。

事实上，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恰恰相反。

这种趋势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可能的解释之一是，有一种强大的供给手段响应更高的价格，其形式是以增加对石油生产和勘探以及替代品的投资；还有一种强大的需求响应，体现在能源效率的提高上。日本自1970年代以来的能源消费模式，为这一假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证据。

经济复苏需要能源

许多现在正在推动提高碳税的评论员和政策顾问，都希望在没有供给侧相应变动的情况下，重现这种需求侧的情形。

但正如我们今年所看到的，这种方法存在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无法在一夜之间从80% 的化石燃料转变为0%。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来阻止甚至惩罚化石燃料的生产和融资，意味着化石燃料的边际供给将减少。这正是此类政策逻辑。

然而，当能源需求激增时，由于经济从衰退中强劲复苏，就像现在发生的那样，我们将需要可以获得的所有能源。否则将会出现价格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和政治不稳定。

结果是，已然面临着让世界远离化石燃料的巨大挑战的决策者，还必须想出办法来防止石油、天然气和电力价格的严重波动。

一个违反直觉的想法，是让二十国集团的政策制定者，或者可能是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就扩大石油、天然气甚至煤炭储备的计划达成一致，条件是这些储备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例如，议定基准可以是现货价格较200天移动平均线偏离两个标准差以上。

制定储备稳定价格

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计划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储备不够大，一些不良行为者可能会试图引发供给危机，然后作为最后供给者获得巨额利润。

但这就更有理由同意一个足够坚固的框架，以及足够大的储备，以防止任何此类威胁。

此外，如果没有全球战略储备计划，今年能源价格的飙升可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可能会破坏全球气候会议上达成的其他协定。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气候危机及其对后代的意义终于得到了全球所需的关注。

但我们也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决策者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确保资本主义的利益得到更加平均的分享。

这意味着让发展中经济体，以及世界各地的低收入人群，免受全球能源价格冲击引发的动荡。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富国本着最好的意图做出的崇高的净零承诺将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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