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26），远远没有达到一个安全星球所需要的水平，主要是因为近三十年来全球气候谈判始终缺乏信任。

发展中国家将气候变化视为主要由富国引起的危机，认为富国正在逃避对这场危机的历史和当下的责任。

许多主要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担心账单会留给它们，因此对谈判和战略不太热衷。

它们有道理——事实上有不少道理。美国三十年来的不当行为没有改进。

尽管拜登总统和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呼吁采取行动，但拜登一直未能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清洁能源标准。

拜登可以对中国抱怨他想要的一切，但自 1992 年参议院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国会 29 年毫无作为，世界其他看穿了真相：美国破碎而腐败的国会，仍不过是石油巨头和煤炭巨头的应声虫。

融资是破裂核心

融资是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破裂的核心。

发展中国家已经面临无数压力，新冠疫情、国内经济疲软、与气候相关的灾害日益频繁和严重、数字时代的多重破坏、美中紧张局势，以及国际贷款的高成本。

它们眼睁睁地看着富国以接近零的利率，在资本市场上借入数万亿美元，而它们必须支付 5-10% 的利息才行，还未必能够借到。

简而言之，它们认为它们的社会被少数高收入国家进一步抛在了身后。

在这一高度经济焦虑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看到，富国拒绝直接讨论发展中国家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或其他紧迫需求方面面临的融资危机。

他们看到，富国为了应对新冠危机，在自己的经济上额外支出了 20兆美元（约83兆令吉）左右，但随后未能兑现承诺——可追溯到 2009 年的 COP15的、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动员提供微不足道的1000亿美元（约4160亿令吉）。

当然，拜登对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的沉默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他呼吁美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帮助，他将在民族主义的美国媒体上受到抨击，而在国会也将一无所获。

民族主义反对世界

随着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减弱，美国的民族主义者变得更加激进地反对世界其他地区。国会中的“美国优先派”将阻止一切新拨款。

欧洲的许多政府大致处于相同的位置，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政党之间摇摆。新冠之后，欧洲国家的预算赤字普遍高企，许多议会没有胃口做更多的事情——特别是考虑到欧盟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大约 0.5%）已高于（仅 0.17%）。

这让我们陷入了毁灭性全球气候危机的现实，和富国的民族主义政治之间的僵局，气候融资只能依靠富人的自愿捐款。

结果是全球公共产品（如安全的气候、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新冠疫苗），长期处于资金严重不足的状态。

像拜登这样的领导人，可能会恳求他们的立法机关承担责任，但立法者发现抨击“不配”的外国人在政治上更有利。

COP26 的金融失败既悲惨又荒谬——远不止于每年动员承诺的1000亿美元这一最大失败。

想想声势浩大的气候适应基金（Climate Adaptation Fund），其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满足适应需求，在 COP26 上总共筹集3.56亿美元（约14.8亿令吉）的认捐，相当于世界发展中国家每人大约5美分（约21仙）。

为“损失和损害”即从气候灾害中恢复和重建的融资情况更糟，富国只同意就这个问题进行“对话”。

自愿主义须结束

这种财政自愿主义必须结束。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公式，将责任分配给每个富裕国家。至少在那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将有一个基准，来要求像美国这样的拖后腿国家采取行动。

有一个直接且可行的方法。为了资助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转型（减缓）和气候恢复（适应），可以对每个高收入国家的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征收5美元（约21令吉）。中高收入国家每吨将被征收2.50美元（约10.4令吉）。这些二氧化碳费应尽快开始并逐渐增加，五年后翻一番。

各国可以轻松地从碳税和排放许可拍卖的收益中，支付如此微薄的款项，这两项税费摊到每吨二氧化碳上都比二氧化碳费高得多。

高收入国家目前每年排放约120亿吨二氧化碳，中高收入国家每年排放约160亿吨，因此，碳费一开始将达到约1000亿美元，五年后将翻一番。

资金将用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以及具有特殊气候脆弱性的特定国家（例如面临海平面上升和更强烈热带气旋的小岛国）。

假设一半的资金（最初为500亿美元或2080亿令吉）作为直接赠款分配，其余资金注入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世界多边开发银行（MDB），作为支持气候融资的新资本。

多边开发银行将利用新资金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将新的500亿美元转化为大约2000亿美元（约8320亿令吉）的绿色债券，然后再贷款给发展中国家用于气候项目。

新规则体系征排炭费

通过这种方式，少许碳费将筹集约每年2500亿美元（约1.04兆令吉）的新气候融资，并在五年后翻一番，达到约 5000亿美元（约2.08兆令吉）。

为了为损失和损害提供资金，应实施额外碳费——不是针对过去的排放总量，而是为了让今天的损失和损害与今天的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相一致。

例如，美国大约需要为1850年以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0%负责。如果一个新的全球损失和损害基金，寻求每年筹集500亿美元，那么美国每年的份额将是100亿美元（约416亿令吉）。

就这样的收入原则达成一致当然并不容易，但争取新的基于规则的体系，总比把地球的未来押宝给自愿主义好得多。

COP26 明确表明，要求国家政治家投票支持全球公共产品的自愿拨款是一个死胡同。

富裕国家的政客们有十几年的时间，来兑现承诺的气候融资，但他们没有。 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能够公平透明地分担负担，是确保我们为地球安全和公平所需的资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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