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经济政策议程，与特朗普总统存在显著的差异。

但拜登能否执行自己的提案将取决于三个因素：那就是，参议院的最终构成；他能否从过去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教训（尤其是奥巴马时代曾经出现的经济复苏乏力）；以及美国经济能否躲避严重的增长冲击。

拜登在今年轻松赢得了全民普选，而且与2016年的特朗普一样，若干摇摆州的细分多元化为他赢得了轻松的选举团胜利。

但疲态尽显的共和党，却在众议院和州议会层面取得了惊人的胜利。

出口民调显示，经济、就业和2019年冠状病毒病疫情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就连加州选民都拒绝恢复平权运动或提高企业财产税，因此选举结果与其说是民主党再掀“蓝色浪潮”，还不如说是共和党继续搅动其“红色涟漪”。

争夺佐治亚州

要想获得参议院控制权——随着当选副总统贺锦丽投下打破僵局的选票——1月5日，佐治亚州决选阶段民主党人必须赢得全部两场胜利。

如果做不到，拜登的政策将会受到实质性限制，迫使他要么与参议院共和党妥协，要么诉诸行政命令和监管命令，奥巴马和特朗普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如果民主党人真的在佐治亚州两次竞选中获胜，纽约参议员查克舒默就将成为多数党领导人。

舒默曾表示，在上述情况下，他将废除阻挠议事程序，该程序性规则实际要求需要达到60票的绝对多数才能通过法案。

如果真是这样，民主党人只要团结内部力量即可执行任何政策。

税改计划雄心勃勃

从个人角度，拜登希望提高企业税以及对高收入个体（每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或约164万令吉）和小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股息税、遗产税和工资税等的税务征收。

如果算上州所得税，拜登计划将为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高收入纳税人制定高达65%最高边际税率。

美国曾在遥远的过去实行过类似这样的高税率——对经济增长和政府收入造成了颇具争议性的影响——但当时所适用的人口比例却要小得多。

除大规模疫情相关刺激支出外，拜登还希望在未来10年多花数万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政府医疗保险、投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很多。

上述提案将导致未来十年国家债务增加数万亿美元，而这还不算目前已经拟定计划的13兆美元（约53兆令吉）的基数。而且这还是在前两任政府已经积累大规模赤字之后。

对华政策何去何从

尽管美联储目前看似愿意容忍债务激增，但其态度却是最终可能发生改变的。

因为目前经济状况仍未达到充分就业，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某些针对性的赤字融资支出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昂贵、不相关而且有害的支出条款可能被纳入到任何新的立法方案之中。

这方面的主要例子是提案不仅延长了失业保险（我本人支持这一做法），而且还在正常福利的基础上每周增加了600美元（约2460令吉），从而导致有三分二的受益人可以拿到超过其劳动报酬的收入。

拜登还提出了涵盖从能源到医疗保健等系列经济领域的全新法规，上述法规的经济收益很有可能被其成本所淹没。

他处理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策略可能更为多元化，因为他将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后续协定并减轻特朗普政府所征收的关税，以此来展示更支持贸易利益的看法。

中国会否对此加以回应、以及如何回应都将是未知数。

自由派团队救经济

鉴于美国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有人本能地认为奥巴马政府的所有经济政策均已奏效（或者失败）以及特朗普的所有政策均已失败（或者成功）都是正常的。

但这样的思维却无法做出明智的决策。考虑到奥巴马政府接手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金融危机，因此并非2008年后所有经济增长乏力都可归咎于奥巴马的政策。但这至少能证明政策有改善空间的（正如我曾在2008年所预测的）。

同样，疫情爆发前所有经济增长强劲、少数族裔失业率居于历史低位、底层工资不断上涨以及贫困率之低创历史记录也并不都是特朗普的功劳。但他显然做对一些事（例如通过企业税改革和削减法）。

拜登的优先政策事务将由其经济团队负责充实和推广，该团队由前美联储主席叶伦任财长、同时由前奥巴马政策顾问担任其他关键职务。他们对监管、财政和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的多数看法自由但不激进。

疫苗问世推动复苏

尽管所有人对弱势群体和环境的忧虑令人钦佩，但他们却必须抵制住那些更意识形态化的同僚们炽烈的热情，拒绝通过那些无法经受住任何严肃成本效益考核的计划。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左翼美国进步中心主席尼拉坦登被提名为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而此前，往往由对开支、赤字和监管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担任这一职务。

由于新一轮企业封锁，未来几周内复苏步伐很有可能放缓。但疫苗问世以及其他额外“刺激”支出很有助益拜登。

美国人传统上一直依赖分裂的政府来将政策的钟摆指向中央。如果共和党人能保住参议院，拜登或许能更好地抵御来自左派的汹涌压力，而民主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一样。

在度过了政治上颇具灾难性的前两年后，克林顿总统与共和党国会合作，对预算和改革福利进行平衡。为捍卫国家利益及其自身的政治遗产，这才是拜登应当仿效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