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负面影响提醒了我们：全球经济总会遭遇一些不可预见的破坏。

这种教训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没人预料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也没有人预见到2008年金融危机、冠病疫情或特朗普的当选——这导致美国转向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

就算有些人预见到了这些危机，也无法准确指出它们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理解经济脆弱

上述每一个事件都造成了巨大的宏观经济后果。疫情让我们意识到看似强劲的经济，其实缺乏抗冲击能力。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甚至无法生产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这类简单物资，更别提测试剂和呼吸机这些复杂产品了。

这场危机加强了我们对经济脆弱性的理解，重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众多教训之一，当时仅仅一家公司（雷曼兄弟）的破产就差点导致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崩溃。

同样，俄罗斯总统普丁的乌克兰战争，正在加剧本已令人担忧的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给许多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特别是那些疫情期间债务飙升的国家，带来了严重潜在影响。

依赖俄廉价天然气

欧洲在事实上也非常脆弱，因为它依靠俄罗斯提供天然气，像德国这类主要经济体，无法迅速或廉价地摆脱这种依赖。许多人都担心这种依赖正在削弱对俄罗斯恶劣行径的应对，而这也是有道理的。

这一特定事态发展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在15年前出版的《让全球化发挥作用》一书中，我问到：“每个国家是否都认为‘安全’风险只是我们为更高效全球经济所支付的其中一部分代价？欧洲是否认为如果俄罗斯的天然气最便宜，那么我们就该从俄罗斯采购并罔顾对自身安全的影响……？”

不幸的是，欧洲最后为了追求短期利润，而忽略了显而易见的危险。

而当前缺乏抗冲击能力的背后，则是新自由主义及其构建的政策框架的彻底失灵。市场本身是短视的，而经济的金融化又加剧了这一点。

它们没能充分考虑到一些关键风险（尤其是看似遥远的那些），即使后果可能极其严重。此外市场参与者知道只要风险跟上述危机那样是系统性的，政策制定者就无法坐视不理。

未充分考虑风险

正因为市场未能充分考虑到这种风险，所以对抗冲击能力的投资就太少，并因此产生了更高的社会成本。通常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为风险“定价”，迫使企业为其行为的后果承担更多责任。

同样的逻辑，也决定了我们要为温室气体排放等负外部效应定价。如果不去为碳排放制定一个价格，就会有太多的污染，太多的化石燃料使用以及太少的绿色投资和创新。

但是为风险定价要比为碳定价难得多。虽然其他选项——产业政策和法规，可以使经济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但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使提高抗冲击能力的干预措施变得更加困难。

新自由主义构建于一个理性企业，在完全有效市场的背景下追求长期利润最大化的幻想之上。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制下企业就应该从最便宜处采购，即使个别企业未能适当考虑到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风险，政府也不应该进行干预。

当然，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也包含了一项国家安全豁免条款，欧洲当局可以援引该条款来证明干预措施的合理性，进而降低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建立适当全球规范

然而多年来德国政府似乎都是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积极推动者。对德国立场的善意解读是它希望用商业去驯服俄罗斯。

但这其中长期弥漫着腐败的气息，而格哈德·施罗德就是其中代表，他先是作为德国总理主持了本国与俄罗斯利益纠缠日益加深的关键阶段，随后又去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担任要职。

现在的挑战是要建立适当的全球规范，好将保护主义恶行和对依赖性和安全问题的合法应对区分开来，并制定相应的系统性国内政策。

这将需要多边审议和谨慎的政策设计，以免再次出现像特朗普利用“国家安全”关切作为借口，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征收关税的恶意行为。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是调整新自由主义的贸易框架。在疫情期间，由于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规则，压制了世界许多地区的疫苗生产，成千上万的人白白丧命，病毒也在不断传播中发展出了新的变异株，使其更具传染性并对第一代疫苗产生了抵抗力。

很显然，人们对知识产权安全关注太多，而对经济安全的关注却太少。我们需要开始重新思考全球化及其规则。我们已经为当前的正统观念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只希望能从本世纪的历次大震荡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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