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需更紧缩货币政策/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浜田宏一（耶鲁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曾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别顾问）
我上个月——也是自新冠疫情以来头一次——回日本时被物价的巨大上涨幅度吓了一跳。2020年2月时在东京市中心吃一顿简单的午餐大约需要1000日元（约28.8令吉），而如今餐费已经涨到了2000日元（约57.6令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与美国的经历类似：即使通胀率有所缓和，但物价仍远高于疫情前水平。不同之处则在于日本还经历了对外国游客有利的货币大幅贬值：这2000日元如今只相当于13美元。
我到访时恰逢石破茂在自民党内部突出重围以微弱优势当选日本新首相。但我对他是否会推行日本所需的经济政策持保留态度。
我在21世纪初担任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所长时，曾与石破茂私下交流过。当时我指出日本银行过于严厉的货币政策正在伤害本国工业。
时任日本国会众议员的石破茂则回应说由于货币政策是门技术活且非常复杂，因此政府仍将继续听取日本银行专家的看法和建议。
这种尊重是有道理的。日本央行、财务省和其他机构拥有大量人才，并且对过去那些货币、财政及其他政策如何以及为何发挥作用有着深刻认识，因此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听取他们的意见。
问题是这些政府技术官僚往往倾向于采用他们熟悉的政策手段——即便这些手段实际上并非经济所需。
1990年后的日本货币政策恰恰反映了这种倾向。该国在二战后的经济繁荣部分得益于日元贬值。但日本与其他几个五国集团成员国在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同意让美元相对日元、法郎、英镑和马克贬值。该国的经济奇迹就此戛然而止。
然而，在随后三十年间历任日本央行行长仍想方设法维持强势日元，即便这会导致通货紧缩也在所不惜。其中速水优在成为日本央行行长之前曾对我表示，战后日元被低估的状况让作为央行从业者的他“痛苦不堪”。
专家偏见导致“失去十年”
换言之，政治家们承诺听取那些有着明确央行偏见的日本央行专家的意见，却因此直接导致了日本在1990年后的“失去的十年”，也就是通货紧缩和增长停滞。
这种情况在2012年安倍晋三任首相后发生了改变。出于对经济学的深刻理解，安倍知道不能盲目听从央行官员。同时他又认识到安排合适人选执掌日本央行的重要性，于是选择了致力于推行日本急需之货币扩张政策的黑田东彦。
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不会直接影响其货币汇率，重要的其实是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对货币供应量。2012年的日本处于低利率时代，日本央行为防止日元过度升值——这将扼杀日本工业——而不得不保持较低甚至负利率水平。
借助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政策，黑田东彦从2013年开始设法确保贸易商品的生产成本保持在足以保持日本出口竞争力的水平，从而极大提振了经济。
但自那时以后全球货币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冠疫情后的通胀激增促使各主要央行从2022年开始大幅加息。虽然各地利率已然下降，但仍相对较高——美联储备的政策利率就接近5%。
日本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利率差，促使日本投资者将储蓄转移到利息更高的外币上，从而导致日元贬值。
日本东京涩谷街头。
汇率过低并非好事
日元过于坚挺无疑会对日本经济造成损害，这也是我为何经常倡导采取更具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原因。但汇率过低也并非总是好事。
目前1美元兑换152日元左右的汇率明显过低。日元贬值已经导致某些行业（如建筑业）劳动力短缺，引发旅游业过度膨胀并提升了日本学生的出国留学成本，此外还增加了出现危险性通胀的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1美元兑换120日元左右会更好。为此日本央行应立即出台一项常规短期利率政策，而如果事实证明这种政策过于严苛那就回归更宽松的政策安排。
幸运的是，虽然我确实担心石破茂会过分重视央行行长的意见，但他目前似乎倾向于采取日本需要的紧缩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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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应对特朗普关税?/Project Syndicate
作者：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解放日”对180多个国家进口商品宣布的全面新关税，将作为一场人为经济海啸而被铭记。
许多人都将其与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于1930年颁布、令全球贸易额在随后五年内暴跌了66%并加剧了大萧条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相提并论。
特朗普的关税——其中大部分已被突然暂缓90天——令金融市场慌乱不已，导致一些分析师警告说，美国可能在2025年陷入衰退。
由此产生的全球影响不容低估。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有着巨大影响。
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政策制定手段加剧了不确定性，致使人们对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
国际经济架构或瓦解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美国放弃其各项国际承诺，世界有可能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这是一种让人回想起1930年代的情境，当时没有一个大国能够或愿意提供维持世界经济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如果当前趋势持续，美国在80年前帮助建立的国际经济架构就可能瓦解。
其他经济体应如何应对特朗普的关税？
中国、加拿大和欧盟已经宣布了报复措施，而其他国家则展示了谈判意愿。对许多国家来说，美国不仅是一个主要出口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安全伙伴和地缘政治盟友。
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的反应则尤为重要。
虽然特朗普对几乎所有国家都征收了新关税，但中国显然是他的首要目标。
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就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展开了调查，并对一大批中国商品征收了全面关税——其中许多都被拜登政府沿袭了下来。
特朗普上一轮贸易战中的针锋相对态势也再次上演。
中国政府在美国宣布对其进口商品加征34%关税（此前已加征了20%）后的48小时内就做出了回应，与特朗普的关税水平看齐并推出了一系列更具针对性的措施。
而特朗普则反过来将关税比率提高到104%，促使中国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调高到84%。随后特朗普进一步升级，在搁置解放日关税的情况下，将中国商品关税率提高到了125%。
虽然中国专家们对如何应对特朗普关税意见不一，但其中许多人认为做出让步只会让美国得寸进尺，而中国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提高到125%的举措也反映了这一观点。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对话找到缓和局势的办法。
除关税外，中国政策制定者还应在三个关键政策领域采取更具战略性的应对措施。
首先，他们必须加大力度促进经济增长。
在经历了两年的相对疲软表现后，中国政府终于在去年9月出台了更加积极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从而使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显著加快。
但是，美国新宣布的关税可能会使中国难以实现GDP增长和通胀分别达到5%和2%的目标，因为出口下降可能会减少总需求，加剧工业产能过剩，进而加大通缩压力。
海南海口第五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现场。
央行应放松银根
考虑到美国新关税的潜在影响，中国政策制定者需要实施大胆且目标明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应考虑进一步放松银根，包括降低政策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可以肯定的是，对金融稳定的担忧限制了货币贬值的空间。中国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财政政策——尤其是中央政府所增加的赤字支出——应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凸显了通过加强国内消费来重新平衡中国经济的必要性。目前消费仅占该国GDP的56%左右，比全球平均水平低近20%，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
加强国内消费
过往中国都是通过严重依赖出口需求来解决这一失衡状况。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该战略随着全球需求的减弱而日益难以为继。因此，中国政策制定者推出了“双循环”战略以拉动内需和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
今年3月，中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旨在刺激消费的新“特别举措”。但这本身就比刺激投资更加困难，因为家庭支出主要受收入和信心的驱动，而两者的提升都需要时间。
最后，美国令人遗憾的保护主义转向，有可能造成全球领导真空。过去几十年间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欧和东亚国家——从开放市场中获益匪浅。
中国必须借助双边和多边手段，去与这些国家共同努力维护这一体系和促进自由贸易和投资。
多边合作维护自贸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来促进国际交流，包括针对丹麦、挪威和韩国等国公民的免签证入境。类似的措施也可以扩展到贸易和投资领域。
令人鼓舞的是，中国政策制定者已经在上述三个领域取得了进展。在世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际，最符合中国的利益的做法，应该是首先要把自己内部理顺，然后在维护全球经济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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