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是时候让利率正常化/李兴裕

国家银行本月11日将隔夜政策利率(OPR)上调 25个基点(bps)至 2.00%,标志着经过2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以协助大马经济走出遭遇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重创的危机后,我国利率开始恢复正常化。

在疫情期间,国行先后降息125个基点,令OPR下调至1.75%的记录低点,以刺激经济。

在我们来到高成本环境下的货币扩张风险,超越低廉融资成本带来的好处之前,是时候重新收紧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了。

长期低利率会导致资本错误定价、金融资源错配到非生产性的支出和投资; 低利率阻碍了储蓄,并鼓励投资者沉迷于风险投资行为,以获取短线收益。

对于那些依靠利息收入来支付开支的人来说,低利率对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

国行指大马经济增长的基础更加稳固,证明了在通胀压力不断扬升的情况下,逐步收紧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明智之举。

总体通胀和核心通胀(衡量潜在需求引发的通胀)预计今年都会走高。

受内需改善和高成本环境影响,今年首季核心通胀扬升1.7%。 国行预估 2022 年整体通胀率将扬升2.2%至3.2%,而核心通胀率将上扬 2.0%至3.0%。

全球通胀压力和一系列总体供应冲击没有减弱的迹象,而且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因为已经存在的供应链中断问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赶上正在复苏的消费者需求。

通胀压力不断加重

另一个助长通胀的因素,是我国可能合理化燃油补贴机制。此外,令吉走弱也为商品与服务价格添加了新的进口成本。

随着我国今年首季录得超越预期的5%强劲经济增长率,目前正是国行先发制人升息的时机。由于利率调整对经济有3至6个月的滞后影响,现在采取升息行动是合适的。

如果需求动力变得更强,延迟行动可能会使短期通胀持续上升。令人担忧的是,通胀预期可能会变得不稳定。

从最初的供应链中断引发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开始,现在正处于演变为工资-价格螺旋式通胀的边缘。最低薪金大幅上调 25至36%,以及其对其他工作等级跟着调高薪金的连锁效应,将进一步推高通胀。

由于劳动力短缺,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家庭可能会要求提高工资,以弥补因通胀和生活成本扬升而降低的购买力,企业也可能会提高价格,以维持赚幅。

随着各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尤其是美联储预计到今年底将利率提高至3.0%或更高,以遏制飙升的通胀,包括大马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继续承受资本外流及其货币下行的压力。

现在重新调整货币政策被认为是适当的,以避免在通胀风险被纳入价格和工资制定过程时提前升息的需要。

届时,国行可能需要更快地升息,这将对经济造成破坏。因此,随着经济活动的复苏,越早提高利率,后期为了维持价格稳定而不得不大幅提高的升息幅度就越少。

国行须在曲线前头

在平衡增长和通胀之间的风险时,国行需要继续走在有关曲线的前头。

一旦经济条件允许,首要任务将是重建政策缓冲,不仅在货币政策方面,而且在审慎和财政政策方面。这些缓冲将加强我们抵御未来冲击的经济韧力。

然而,货币政策的重新调整并非自然水到渠成。政策利率变化的速度和规模,将取决于经济复苏的力度、产能缺口的水平、通胀前景和其他经济指标。

正如国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声明中所述,过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场,将是循序渐进的,以确保货币政策保持宽松,以支持经济更稳健复苏,同时控制通胀风险。

国行将“有条不紊和系统化”将政策利率正常化至所谓的“中性利率”,即在支持经济方面既不太宽松也不太紧缩。

由于调整利率对经济的影响有滞后效应,需要前瞻性和判断经济将走向何方以及通胀预期的锚定。

过去的OPR水平显示,2011年5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OPR为3.00%至3.25%,2006年4月至2008年10月期间为3.50%。

尽管利率前景是逐步收紧货币政策,但市场和公众必须清楚地了解国行的整体货币立场,以及为什么是时候收紧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货币政策可预测性和可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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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大马外汇储备增至1180亿美元

(吉隆坡22日讯)大马截至11月15日的外汇储备,录得1180亿美元(约5264.54亿令吉),比起10月30日的1176亿美元,增加了4亿美元。

国家银行周四发文告指,大马如今的外汇储备水平,足以应付4.6个月的进口货物及服务,以及0.9倍的短期外债。

在10月底,大马外汇储备报1176亿美元(当时汇率折合约5177.34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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