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绿色协议”旨在将欧洲的温室气体在2050年排放减少到净零，特别是借助能源部门的去碳化。

虽然欧洲希望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导者，但问题在于它能否实现其目标以及需要付出多大代价。任务极其艰巨，而所面对的障碍也是令人生畏的。

冠病危机反映了大规模减少碳用量所需的变化规模。消费者和政治家们希望通过逐步提供稳定的廉价绿色能源来避免这类冲击。良好的政策和技术进步将使这一目标变得可能；但目前也会有一些折衷的手段。

因为碳必须被充分征税以覆盖其产生的负面气候外部性，二氧化碳排放的价格必须上升，使电力变得更为昂贵。而这一点再加上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就是欧洲人最近遭遇批发电价飙升的原因。

这一事态的政治后果在法国2018至2019年的“黄马甲”运动中已经预示过了——当时这一运动就是对仅仅适度提高燃料税的回应。

欧洲大部分天然气都要依赖进口。而为了保证供应安全，它只能将自身置于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等的股掌之中，这些国家往往会从地缘政治角度利用其天然气资源（分别针对乌克兰和摩洛哥）。

俄罗斯扼住咽喉

俄罗斯目前供应了全欧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并推动启动北溪2号管道以绕过乌克兰直接向德国输气。更糟糕的是与供应商进行谈判的是德国或西班牙等个别国家而非欧盟。而拿到了这些把柄的俄罗斯最近已经宣示了它可以通过扣留供应来影响天然气价格。

气候优先事项和廉价安全能源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一个拥有煤炭储备的国家总是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保证其能源供应。

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目前燃煤发电占电力供应30%左右的德国，其政府在2011年日本福岛灾难后决定逐步淘汰核电。

今年天然气和电价的飙升清楚地表明能源转型不会是一个平稳的过程。挑战是巨大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克服供应间歇性的问题。

为了减少价格波动，可再生能源需要一种备用技术去在风力或阳光照射强度较低时填补空缺。通常发挥这功能的是天然气（因此电价飙升），但至少在更有效电力储存设施到位前这种情况仍将继续存在。

在欧盟的电力批发市场，价格是由供应先后排序中的最后一项技术（即首选发电厂的顺序）所决定的。通常情况下这个最后选项是燃气发电厂或水力发电设施。

市场是一个池子，发电厂的供应计划被汇总并与需求对应以获得一个可以让所有供应商都获得回报的价格。理想状态下，来自竞争市场的价格信号将为生产者的投资和用户的消费提供正确的指引。

但事实上有一些技术（如核电和水电）不存在自由进入，用户也不一定会对价格有所反应，同时供应结构并非竞争性，而是寡头垄断的。

正确激励投资再生能源

但是仅凭这些因素并不能成为抛弃这个池子的理由，所以问题在于如何能为投资提供正确的激励，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方面。

在此长期的电力供应合同和采购拍卖或许能在改善池子运作和减轻市场力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得益于过去十年来成本大幅降低，可再生能源现在已经具备竞争力，只要化石燃料不被补贴且碳价合适，可再生能源就会蓬勃发展。

而投资则取决于监管的稳定性，因此对当前价格飙升的草率应对可能会损害投资。不过还是有一些想法值得考虑。

捷克、希腊、法国、西班牙和罗马尼亚已经提议由欧盟出面协调天然气的采购并建立一个战略储备。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因为它既可以提高欧盟的谈判地位，又可以改善供应安全。

同时还要必须仔细评估最近提出的其他建议以避免对价格形成的任何干扰。与其试图限制电价，不如直接补贴弱势消费者。

批发市场须继续为生产商和消费者提供价格信号。排污权（在排污权交易系统内）价格的不可避免上涨不应归咎投机者；它很可能反映市场对更高二氧化碳价格的预期，而这正是能源转型必要组成部分。

欧盟不能太天真

如果欧洲想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从围绕能源安全的政治中解放出来，它首先必须在一个整合市场中实现平衡的能源组合。

这意味着它不能忽视核技术的潜在贡献，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

此外有必要出台一个统一的欧洲天然气采购和储存的能源政策，同时也必须投资开发如碳捕获和绿色氢气等新技术。

但欧盟不能太天真。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问题。如果欧洲的减排量在世界其他地区被抵消，那么就等于没有任何进展，而欧洲却因此丢失了竞争力。

因此需要一个碳边境调整税来解决这个问题。

欧盟历来只会在火烧眉毛时才会采取行动，而我们很可能正处于这么一个时刻。凛冬将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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