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失去了我的老师、朋友和最宝贵的研究同事，世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是我在耶鲁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之一。

作为一名博士生，我受益于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梦之队”，他们每个人都大大丰富了我的生活和工作。

詹姆斯·托宾把我推向了具有实证意义的深刻而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埃德蒙·菲尔普斯磨练了我的分析能力。

而库珀确保我把我的想法应用于政策制定，从而产生真实世界的影响。为此，我将永远感激。

库珀以身作则：他的工作是考察各国经济政策的相互依存性。他主要在凯恩斯主义框架内发展思路——财政政策是其中的主要政策工具，并证明了精心策划的国际财政政策协调如何改善每个人的成果。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库珀发展了“机车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美国、德国和日本——三个“机车”应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后将全球经济列车“拉”到安全地带。这一理论在1978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付诸实践。

在库珀工作的启发下，我提出了类似的货币政策方法，借鉴了哈里·约翰逊的国际收支的货币视角，即中央银行的政策作为工具，通货膨胀目标作为指导目标。

宽松政策较合适

鉴于全球货币体系的相互依存性，当时是在固定汇率机制中运行，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对于保持稳定至关重要。

杰弗里·萨克斯等人指出，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这种做法不再合适。在以弹性汇率为基础的全球体系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是正确的方法。

然而，即使不需要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仍然相互依存，不过存在一个关键性差别。在固定汇率下，一国宏观经济刺激措施的增加需要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刺激措施减少。

相反，在弹性汇率下，一个国家的货币扩张应该与其他国家的货币扩张相配合，只不过规模小一些。

日本未内化智慧

这是日本未能内化的智慧。2008年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大幅扩大了货币基础，这一政策削弱了它们各自的货币。

但日本央行在白川方明的领导下，没有根据对手国家扩大其货币基础。

结果，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的经济下滑幅度比危机震中国家要严重得多。杰弗里·弗兰克尔曾警告过这种“协调混乱”。

然后，在2013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任命黑田东彦为日本央行新一任行长。

黑田东彦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官员一样，实施了积极的量化宽松（QE）政策，日本经济开始复苏。

从2012年到冠病疫情开始的这段时间里，日本经济增加了大约500万个新就业机会。（在2014年评论中，库珀与合作者理查德·多布斯赞扬了这种做法，指出“如果各国央行没有果断行动，向经济注入流动性，那么世界可能面临更糟糕的结果，”然后敦促各国为QE的结束或延续做好准备。）

2016年之后，日本货币基础与日元汇率（相对于美元）之间的联系，可以用所谓的索罗斯图表（Soros Chart）来描述——被打破，日本央行的货币扩张效应减弱。

世界该听库珀建议

但弹性汇率体系下的货币政策相互依存的定律没有改变——日本也受到了教训。

因此，在疫情期间，当美国再次加大货币扩张力度时，日本央行也紧随其后，大幅扩大了日本的货币基础。

当然，在超低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下，货币基础和汇率之间的联系仍然受到损害，因此仅靠货币扩张不足以带来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复苏。但扩张对于确保日本不会落后至关重要。

现在的挑战是制定一个复苏战略，这个战略要承认当今全球经济相互依存性的影响。这个战略必须承认，这个长期停滞时代模糊了货币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区分。 

此外，它应当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汇率是弹性的，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共同通货膨胀目标限制了货币波动的可能规模。

这意味着，只要通胀没有出现大幅上升，各国央行维持其扩张性货币政策是上计，但目标是支持有效且协调的财政政策干预。换句话说，世界需要听从库珀的建议。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www.project-syndicat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