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经常大肆渲染我们传给子孙后代的债务负担。

这种道德说辞在国会共和党人拒绝支持例行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过程中尤为突出。据信共和党是如此致力于削减开支，为此不惜将全球经济劫持为人质，并对美国声誉造成永久损害。 没人认为我们不应为子孙后代考虑。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现行政策和财政承诺，更能符合他们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很显然是共和党人在展现对其行为后果的轻率漠视。

任何了解经济的人都知道，人们必须始终关注资产负债表的两面。真正重要的是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差额。如果债务增加但资产增长得更多，那国家就会更好——后代也是如此。无论是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研究还是技术都是如此。

但更重要的是自然资本：环境、水、空气和土壤的价值。如果我们的空气、水和土壤被污染，那就是把更大的负担传给了孩子们。

金融债务只是我们相互欠对方的东西，是可以被任意重组来调整商品和服务所有权的一张纸。我们的声誉可能会因为不履行债务而被玷污，但我们的物质、人力和自然资本将保持不变。

债券持有人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要穷，一些纳税人最终可能会在偿还债务后发现自己比原本更富有，但我们的整体“财富”不会改变。

但“环境债务”是不同的。它是一种无法由破产法官一笔勾销的负担。今天所造成的损害，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修复，并且需要花费本可以用来充实国家的钱。

只看回报率？

同理，即使我们是通过债务融资来实现保护和恢复环境（比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投资）的明智支出，也能让后代过得更好。

假设我们能以货币形式估算这种投资的直接收益——例如增加的产出（或节省在野火、飓风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损失方面的救灾费用），以及因减少空气污染而提升的健康和寿命价值。我们应该对此要求什么样的回报率？

美国政府目前正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而无论对此得出什么结论，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要求较高的回报率（比如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将标准设定为每年7%），那么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投资就会很少，而后代将在一个气温上升了3摄氏度甚至以上的世界里备受煎熬。

考虑到不采取行动的不可避免后果，对气候减缓的投资应被视为一种保险。当气候变化的影响最为不利而且涉及的金额尤其高的时候它的回报率就最高。

“保险投资”所要求的回报，应该低于安全的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利率。这个利率在最近几年实际上是负的；但即使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它也就是1%左右（±0.5%）。因此，适当的“贴现率”应该显著低于7%，甚至低于奥巴马政府使用的2.5-5%利率，还可能是负值。

为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询问需要什么水平的贴现率，才能实现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至2摄氏度的国际商定目标。允许温度永久上升超过这个阈值会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

道德义务

我们一直在忍受的火灾、飓风、洪水、干旱、霜冻和其他灾难只是这种未来的预演。使用高贴现率的计算——即使是奥巴马政府使用的比率——也无法使我们达到1.5摄氏度的目标。

我们还可以从“未来世代”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赋予什么价值？他们的权利是什么？如果我们像珍视自己一样珍视他们（没有道德上的理由不这样做），我们必须考虑到当前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福祉。

由于我们的生活显然已经超出了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我们有迫切的道德义务来减少所有形式的污染。

世界各地的儿童和青年正在要求当今领导人，制定必要的政策来保护他们的未来。

这种要求是他们的一项基本权利，而某些司法管辖区的少年儿童，正在法庭上为自身利益而抗争——比如美国俄勒冈州的一名联邦法官最近裁定一项由21名美国年轻人提起的宪法气候诉讼可以继续进行，而一项针对蒙大拿州的类似诉讼则已经进入审理流程。

他们的长辈难道不应该也这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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