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社企发展,条件参差/胡逸山博士

笔者常在本栏以至世界各地传媒里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所以,许多在发达国家里首先提出以至成功实践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未必在发展中国家里行得通,或至少需要满足一些在发达国家里可能不可思议的条件,方才能勉强行得个半通不通。

如近年来流行所谓的社会企业,约略即是一些相对贫困的社区或社群,或自行组织、或由一些非政府组织与企业家们联手组织起来,调研当地或改革社会阶层的特色物产或文化,然后把彼等商业化,做成具有当地或该阶级特色而又可“上得场面”的商品或服务,以赚钱来改善当地或该阶级的社会经济情况,通常也兼顾生态环境的永续发展。

在发达国家里,虽然整体的社会经济状况算是“发达”,但因为市场经济里无情的适者生存竞争,多少会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情况——有些发达国家里甚至有严重的此类情况——所以,也还是会有相对贫困落后的地区或社会阶层。

而一些所谓的“良心”企业家,抑或是一些具有关怀意识的社会组织,在有关当局的鼓励以至辅助下,便会深入这些社区或社群,发展此类社会企业,以便至少得以帮补该些社区、社群成员们的收入。

有些更能把社会企业做好做大,发展成跨国企业的都可能,那么,原本艰难的民生问题也就得以被转化为富足的契机了。

起码那构想是如此,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但这些社会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发达国家相对蓬勃发展,其实也还是有其相对优渥的社会经济背景。

如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里,任何民众也还是会享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如没工作做的,会有失业救济金;单亲父母,会获得一定的抚养子女的补贴;生病而付不起医药费的,也有基本医疗保障。

发达社会条件优渥

即便要做“流浪汉”的,也还是有一些基本设备的宿舍得以入住的,也有许多“羹汤厨房”会提供免费食物等。而且,偏远地区也大多有通水、通电、通路、通网等。

而且发达国家的法治完善,做事透明度高,贪污腐败的情况相对不彰,所以,参与社会企业许多时候,是在有着此类基本的生活条件上,得以更进一步地增添收入。

换言之,在这些发达国家里,社会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锦上添花,一种把社会经济情况更为完善化的做法。

但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许多时候在距离大城市不远的郊区,龟速上网,或甚至上不了网就不用说了,清洁的水供、稳定的电供、平坦的道路等都是大问题,有时还有传染病的肆虐。

各种的基本收入与医药的保障就更不用说了,贪污腐败更是横行。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要推动永续的社会企业,那决心要很大,回报却可能很小,实在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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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改革可助发达/胡逸山博士

上篇谈到本地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评为在未来几年极有可能成为所谓的高收入国家。

我指出“高收入”并不自动等于“发达”,因为“发达”在社会经济学里的涵义,不止是指硬件上的经济发展,而是也包含如制度上建设、思维模式的变革等,也恰恰是本地最为匮乏的。

其实,本地之前是有过一个千载难逢的结构性改革机会的,不过却蓄意的选择不如此做,反而是加强了以前积垢已久的传统经济运作模式。

那是说几时呢?就是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席卷本区域时。在那之前,本地就如周边众多的所谓小龙、小虎、新兴市场等,经济曾经令人称羡地腾飞。

腾飞到什么程度呢?腾飞到当时我在最富有的瑞士要办入境手续时,只需要把本地护照在当地关卡的官员面前一展示,连翻开都不用,即被挥手挥过关了。这可不是其他许多非发达国家可享的优惠啊!

政商关系千丝万缕

而当时本地的这种腾飞,主要还是建基于深层的官商勾结、垄断独揽、权钱交易、财阀跨行业一条龙运作等坦白说也不只在本地才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发展模式。

如当时有关方面把一些有利可图的公营企业私营化时,通常都会拱手转让予有着千丝万缕政商关系的利益攸关者,让各造皆得以大快朵颐。

而一些超大集团所涉及的行业从金融机构到零售都有,有时右手借钱给左手周转,左手也像右手输送利益来掩盖业务不彰等,好不快乐,唯小投资者们却通常被蒙在鼓里。

如此的经济模式,在经济开始发展时可能难以避免,甚至很有必要,但在中长期却会有反效果,如不加以改革,会让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那场翻天覆地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无情地把这种关起门来让一小撮人自肥的经济运作模式打乱了。如无节制的大额外债加上当时马币的大幅度贬值,就导致许多企业无法生存。

时任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的立场,是接受国际货币基金(IMF)的贷款来解困,也就同时要接受该国际机构的改革配套,如把上述的那种权贵经济来个革新。

如果当时本地如韩国、印尼等进行如此的广泛改革,那么就的确有机会脱胎换骨地迈向发达国家的方向。

但时任的首相马哈迪医生选择政治挂帅,不但炒掉安华,也拒绝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与结构性改革配套。反之,马哈迪医生选择如严厉的管控马币兑换外币,以及加强政府出手打救受影响的大集团等。

持续改革为时未晚

所以后来,金融危机是撑过去了,但本地的上述那种颇为负面的经济运作模式,也还是继续地推行下去至今,大致上没有认真的改革。

所以,再来一个降临本区域的相似危机,本地撑不撑得过去,也还不好说,更遑论成为真正有韧性的发达国家了。

当然,当下安华任相了,而且再次兼任财政部长。近日来的严厉打贪,颇为各界所称赞。

如果能够更加一把劲,把四分之一世纪前没有得到推展的结构性改革逐一再次摆上国家议程,也为时未晚。

如此做,会为本地经济运作模式以至更具有持续性的发展带来新气象,那么本地达到不止高收入,也是真正发达国家的地位,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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