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管理美中关系的错误方式/Project Syndicate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拖延已久的北京之行开始而后结束。

尽管不出所料地对此访表达了乐观态度——双方同意强化人文交流并承诺继续展开会谈——但此访对于缓和美中之间日益紧张的冲突,却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鉴于最近两个超级大国的军舰在台湾海峡以及飞机在南海上空接二连三地险些发生事故,导致无法重建军事沟通渠道尤其令人感到担忧。

更诓论中国在古巴所进行的监控和军事活动,此举与1962年突然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也是冷战期间最可怕的时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我在最新著作中所强调的那样,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依然很高。

其中的根本问题在于过度依赖个性化外交。诚然,这在美中关系发展的早期曾经发挥过关键作用。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之行绝不仅仅是舞台表演,同时也是一场旨在对前苏联进行三角定位的决定性战略押注。

个性化外交已失效

在首次冷战中,多层级的私人关系有助于打破权力平衡:尼克松和毛泽东是顶层设计者,他们在亨利·基辛格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制定了美中接触的详细内容。

但那个的时代已经结束。个性化外交已经失去了效用。由于美中关系的管理权掌握在受到重重政治约束、且神经高度敏感的领导人手中,因此,极难解决上述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没有哪位领导人能经得起被外界视为软弱。冲突解决现在更多事关颜面,而不是以宏伟的战略为基础。

例如,习近平主席在短暂接见布林肯的35分钟内坚持坐在桌首,给人留下这位美国高级外交官无疑处于从属地位的印象。而布林肯刚刚离开中国,乔·拜登总统就称中国领导人为独裁者,从而进一步刺激了这个沉浸在百年屈辱回忆国家的敏感神经。

因为外交合法性日益来源于国内政治,导致这样的策略已不再奏效。

在美国方面,早在布林肯踏上北京之旅之前,有毒的反华情绪就早已束缚了他的手脚。

而新一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美国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竟然有胆量将美国的中国问题归咎于接触政策,此人在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和华尔街日报辩称,在外国侵略面前,接触无一例外会导致绥靖政策。

不幸的是,加拉格尔代表着咄咄逼人的华盛顿反华共识,而这导致布林肯几乎没有选择。两党对这种极端观点的支持几乎导致不可能进行创造性外交。

“复兴赤字”制约中国

尽管实行一党制,但国内政治考量在中国同样重要。习所谓的承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其权力合法性的源头。

但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习就有可能违背这一承诺,从而面临公众和党内的愤怒浪潮。

这种现状导致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落空尤其令人担忧。尽管人们普遍预期经济刺激措施有可能缓解短期经济压力,但人口和生产力同时陷入逆境对中长期增长前景所带来的影响却要大得多。

再加上与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冲突所带来的预期增长,中国政治受到该国日益增长的“复兴赤字”所带来的严格限制是毫无疑问的。

脆弱的自我认知只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

措辞不当,比如拜登的“专制与民主框架”;表演艺术,比如习在接见布林肯时的座位安排,还有公开谩骂,比如拜登所谓“独裁者”言语攻击——都超出了双方本应恪守的范畴。

当领导人缺少解决冲突所需的强大承受力,那么个性化外交一触即发的反应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因此,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方法,从而转向更为制度化的接触模式并使冲突解决摆脱过度反应且在政治领域受限的领导人的掌控。

重新设计接触架构

这就意味着重新设计美中接触架构,从而使其更多面向过程,并在工作组层面纳入更多专业技术人士,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双方问题解决的战略性关注。

我本人关于设立美中关系秘书处的提议,远远超出了战略与经济对话和商贸联合委员会等此前机构接触的尝试记录。上述两个机构均未能阻止爆发当前的冲突,而后均被特朗普政府所取消(拜登则选择不恢复上述举措)。但这其实是因为它们在为关系管理提供永久、稳健的框架方面还做的远远不够。

像多数人一样,我对官僚策略能否解决两个大国之间的多重棘手问题持怀疑态度。

华盛顿共识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人更看重对话而非行动、程序而非执行、拖延而非妥协的做法。因此,有观点认为,新建一套官僚机构会进一步增加复杂性和决策层级,导致解决两大截然不同体系间根本性分歧的本已颇具挑战性的任务进一步复杂化。取得进展仍然会面临很大难度。

即便如此,更为可取的也是以一套更加制度化的策略来取代个性化外交。50年前曾大获成功的方法现在已不再奏效。两国的状况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成为现任霸主的合法挑战者。要想解决冲突所需的远不止是当代尼克松访问中国。

个性化外交在解决美中冲突方面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摆脱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泥潭需要建立新的接触架构。在为时过晚之前,设立美中秘书处是漫长而艰巨的冲突解决道路上前行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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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债台高筑 特朗普减税计划恐受阻

(华盛顿25日讯)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自竞选期间以来对经济提出大胆计划,包括减税和关税等,然而美国现在庞大的债务问题恐怕将成为实现这些计划的阻碍,高利率和偿还联邦现有债务的成本可能会限制新政府的行动。

根据自由财经引述美联社报道,联邦债务约为36兆美元(约160兆令吉),而疫情大流行后通胀飙升,推高了政府的借贷成本,以至于明年的偿债成本将超越国家安全支出。偿债成本高,使得特朗普在推动削减所得税提案时控制联邦预算的空间较小。这预计也将成为一项政治挑战,因为较高的利率让许多美国人买房或新车的成本更高,高成本问题帮助了特朗普在11月的大选中重新夺回总统宝座。

华府智库两党政策中心经济(Bipartisan Policy Center)经济政策计划执行董事阿卡巴斯(Shai Akabas)表示,很明显目前的债务规模正在给利率带来压力,包括抵押贷款利率。将有愈来愈多的家庭感受到住房、食品杂货的成本影响,这对于经济前景将产生不利影响。阿卡巴斯指出,偿债将压缩政府在基础建设、教育等基本需求的支出。目前政府每5美元就要花费1美元在偿还借来的资金,而不是用于支持未来经济增长的投资。

债务是特朗普关注的一大问题之一,特朗普提名对沖基金经理人贝森特(Scott Bessent)担任财政部长的声明中也提到,被森特将协助遏制联邦债务“不可持续的道路”。偿债成本以及较高的总债务将使特朗普要延续2017年减税政策的行动变得更加复杂,其中大部分政策将在明年后到期。减税带来的债务增加可能会推高利率,使偿债成本进一步增加,并大大降低减税可能为经济成长带来的好处。

政治经济研究联合中心(Joint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政策副总裁富尔顿(Jessica Fulton)表示,总统当选人的税收政策构想将增加赤字,因为他们预计减少那些支付能力最强族群的税收,例如将公司税进一步降至15%。

2020年特朗普离开白宫前,联邦政府每年花费3450亿美元(约1.5兆令吉)来偿债,由于平均利率较低,即使债务水准攀升,还款成本也能控制,因此可以透过减税和疫情援助来增加国家债务。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预测,明年偿债成本可能超过1兆美元(约4.4兆令吉),这超出了预计的国防成本。总额也高于国会指导下的基础设施、粮食援助和其他非国防支出。

利率上升导致偿债成本增加,2020年4月,当政府举债数亿美元应对疫情时,10年期债殖利率跌至0.6%,目前约为4.4%。自9月以来,债收益率一直上升,因为投资人预期特朗普将透过减税,增加数兆美元赤字。特朗普的团队以及共和党议员已经在寻找减少政府支出的方法,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债务并降低利率,特朗普也谈到了透过征收进口关税来创造收入和减少赤字。

新闻来源:自由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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