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连同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及荷兰，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推动煤和钢铁的自由贸易，踏出迈向欧洲一体化的第一步。

这些国家希望通过国际贸易来实践和平，因为当经济相互依赖甚深，任谁都无法承受战争可能带来的经济代价。

如今，欧盟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人员、商品、服务和资金可在27个国家内自由流动，让曾经深陷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因欧盟而得以拥抱和平，甚至凭此获得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

欧洲共同体的成功及苏联的解体，无疑给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际秩序巨大的信心，以为只要在最大范围内创造一个可自由进行商品贸易和金融交易的国际经济体系，参与的国家就会在贸易一体化的驱动下发展国内经济，而经济繁荣下崛起的中产阶级，将是推动内部政治改革的动力，完成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型。

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动战争，全球和平自然是指日可待。

所以，欧盟于2004年及2007年两度允许东欧国家加入的重要信念，就是通过贸易一体化来促进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和自由民主政治转型，而非志在围堵俄罗斯。

信念破灭

甚至，欧洲放任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以为只要把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同世界接轨，经济的相互依存，就会是对俄罗斯的最佳威慑武器。

克林顿政府为，中国纳入国际贸易体系所展现出的积极态度，何尝不是建立在这样的认知上。时任国务卿欧布莱特就不断强调让中国积极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将无可避免地促进中国自由民主的政治转型，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与他国维持和平关系。

然而，事与愿违，世界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出口的依赖，显然地让普丁更有经济底气侵略格鲁吉亚和占领克里米亚，俄乌战争更是让这个信念破灭。

和平不再是贸易的必然结果。

中国于政治上，也不可能转型成为自由国际秩序所认为的自由民主国家，因为民主转型在中国政权的主流认知当中，就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万不可重蹈覆辙。

政治体制存差异

以“斯大林三部曲”著作而闻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事务和历史教授考特金也多次提醒，共产主义体制的运作逻辑，不容许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

中国前外交部长杨洁篪当年那一句“中国是大国，你们是小国，这是事实。”更是一语惊醒东南亚各国，和平关系的前提，是你们必须先是对中国“负责任的小国“ 。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新加坡智库东南亚问题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所公布的2022年《东南亚态势》会出现这样一个已经持续多年的矛盾态度：虽然受访者认为中美两国是推动国际自由贸易的主要领导力量，76.4%的受访者却对中国在东南亚日益剧增的政治与战略影响力感到担忧，62.6%则欢迎美国在区域内增加影响力，绝大部分乐见东盟实力的茁壮。

回到问题的根源上，为何曾经内战不断的欧洲，在贸易一体化以后得享和平，但俄罗斯依然好战，中国则被邻国所畏惧？

最简单的理解，离不开中俄政治体制与自由国际秩序的差异，更何况中俄不是亚欧小国，一个是华夏文明力量的现代复兴，另一个仍怀有俄罗斯帝国梦。

往经贸角度思考，那么贸易能否促进和平，就取决于贸易结构了。

欧盟内部贸易及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以横向贸易居多，交易商品多属不同类别的最终产品，因此，没有战略上孰优孰劣的猜忌，经济的相互依存对称，因此贸易纷争不会无限上纲至国际安全纷争。

纵向贸易成筹码

与此相反的正是欧俄以及中美之间的纵向贸易关系。石油乃标准化商品，即便欧洲罢买俄罗斯出口，俄罗斯仍可轻易在国际市场上找到替代买家，因此，欧洲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供应的依赖，让俄罗斯得以居高临下，于战略上占优，贸易反而成了俄罗斯的重要筹码。

回看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中的位置，既拥有在下游大量生产的绝对性实力，也逐步掌握上游高技术生产的制造能力，前者导致各小国与中国的纵向贸易往来，形成了不对称的经济依赖，后者所引发的战略性贸易竞争，免不了触碰美国的神经线。

除非中国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再平衡改革能加速完成，让中国与欧美之间的贸易结构，从纵向贸易过渡到横向贸易，又或者东盟之间能形成一个成熟的供应链，在摆脱对中国经济过度依赖之余，也缓解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的猜忌，否则，中美经济对峙将延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贸易越是紧密，就越将成为区域安全紧张关系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