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账项盈余为何猛缩水?/李兴裕
国际收支平衡账户中的经常账户余额 ，是一个国家赚取收入（商品与服务出口）和支出（商品与服务进口）表现好坏的晴雨表。
当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不断收窄，或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时，市场投资者往往会很快提出担忧：该国是否入不敷出？它是结构性的问题？还是周期性的且不可持续的？
如果严重依赖短期资本或外国贷款来弥补经常账户赤字，那么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就会被认为是难以为继的。
对外融资的严重依赖，使经济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因为投资者情绪的变化可能导致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就像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发生的那样。结果，有关国家被迫耗尽外汇储备来弥补赤字。
外汇储备的迅速消耗，将改变投资者对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的看法，加剧对汇率基本价值的担忧。这将引发市场投机和押注有关国家的货币贬值。如果有关国家出现双重赤字——财政预算案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情况会变得更糟。
马来西亚的经常账户盈余从去年首3季平均每季75亿令吉，于末季大幅缩减至2亿5300万令吉，从而使2023年全年盈余减至228亿令吉，或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2022年盈余为551亿令吉，占GDP的3.1%）。这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即未来几年，大马是否会出现预算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面临双赤字？
盈余比重一再下跌
虽然大马自1998年以来已连续26年保持经常账户盈余，但盈余已从1998至2011年平均每年703亿令吉，或占GDP的12.7% ，于2012至2023年期间迅速减少至平均每年433亿令吉，或只占GDP的3.3%。
2023年，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进一步下跌至1.2%，是自1998年以来的26年来最小顺差，也是有关盈余占GDP比重自2012年开始缩减至个位数以来，12年来的最小盈余。
我们应该对经常账户盈余的缩减感到震惊吗？压力点是否正在形成？到了今年底，经常账户盈余可能会保持在GDP的2.2%的较低范围内。经常账户余额恶化或赤字本身并不需要引起警惕。应根据恶化的速度、程度和原因，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我们需要更清楚地了解导致盈余萎缩的根源，因为有时从整体上看待经常账户，可能会被误导。我们注意到以下可能在中期影响经常账户和整体国际收支状况的事态发展。
(a)商品出口（出口总额）势头疲弱
从1998至2011年的平均每年增长6.7%，于2012-2023年下跌至平均每年增长4.0%。这是由于全球需求和半导体周期的周期性、大宗商品与原油价格波动以及出口竞争所致。
2023年，马来西亚的电子电气产品占出口总额的40.4%，控制着全球7%的市场份额，以及全球半导体封装、组装和测试服务市场的13%。
电子电气行业将持续发展，鉴于半导体元件广泛应用于包括汽车在内的消费电子产品和商业产品中，因此它是整体出口的主要推动力。
利用跨协进军更多市场
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 (NIMP)将通过吸引更多晶圆厂、IC设计、先进的组装和测试封装，来增强电子与电气工业的生态系统。
棕油、原油与天然气、化工及化学产品、石油产品等资源型工业，也通过更多的下游和附加值生产，对提振国家出口发挥了关键作用。
国内制造商和出口商须加大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的利用，以进军更多市场。
大马贸易发展局（MATRADE）须与贸易协会和商会合作，通过贸易便利化和融资、更好地了解贸易规则、产品和市场发展，制定有效的出口促进策略。
2012至2023年期间，商品进口年均增长4.9%（1998至2011年均增长7.1%），其中半制成品（占进口总额的58.1%）、资本财货（12.8%）和消费品（8.4%）贡献最大。
正在建设和新建的公共交通项目、高速公路、港口和机场扩建等，具有较高的进口含量，将减少未来几年的贸易盈余，但这将有助于扩大生产能力，提高国家竞争力，这对公共和私人投资来说都是一个好兆头。
（b）服务账户自2010年来连续14年巨额赤字
巨额赤字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保险和养老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讯、电脑与信息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等领域。
我们必须增强物流运输、资讯工艺相关和信息及咨询与保险服务方面的能力，以减少聘请外国托运人和专业服务的服务费用。
2021至2023年期间，知识产权使用费用平均每年为116亿令吉。我们必须充分挖掘国内旅游和教育服务潜力，增加服务流入。
（c）2012至2023年投资收入加大流出
导致经常账户盈余减少的另一个因素是，这些年来投资收入平均每年流出339亿令吉，这主要是由于 (i) 外来直接投资的涌入导致支付欠外来投资收入的款额增加，投资者将赚取的利息、利润和股息汇回母公司（每年流出661亿令吉）。
然而，一些收益将被保留并进行再投资； (ii) 每年汇出大马的本地股票、可投资基金和债券投资组合所赚取的股息和盈利达165亿令吉。
（d）2012至2023年平均每年160亿令吉收入流出
这主要归因于2012至2023年期间，大马外劳平均每年汇回祖国的资金高达331亿令吉，相较于1999至2010年期间只有158亿令吉，这是在海外工作的大马人汇回我国资金的1.95倍（平均每年170亿令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对外劳的依赖逐步减少（截至2023年10月有180万合法外劳），将缓解外劳把收入汇回祖国的冲击。
随着净流出从1999至2010年期间的平均每年339亿令吉，于2011至2023年期间收窄至每年196亿令吉，金融账户的实力（衡量流入一个国家的外国资金和国内居民在海外投资的资金）有所改善。
这是由于净直接投资，从1999至2010年期间的平均每年流出27亿令吉，逆转为每年流入32亿令吉。令人鼓舞的是，外来直接投资流入总额，从1999至2010年期间的平均每年168亿令吉，于2011至2023年期间激增至平均每年425亿令吉。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冠病疫情爆发那年暴跌至169亿令吉后，外来直接投资总额在2021年反弹至843亿令吉，在2022年稍降至649亿令吉，2023年再进一步降至376亿令吉，反映了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
政府大推2030工业大蓝图（NIMP2030）。
外来直接投资前景积极
鉴于2022年和2023年批准的外来直接投资，分别为1633亿令吉和1885亿令吉，以及NIMP和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的实施，我们看到外来直接投资流入的积极前景。
改善环境招揽投资
大马必须改善其投资环境，并在“中国加一”战略下，积极招揽回流和近岸投资，提高在本区域的竞争力。
大马的对外投资，也从1999至2010年期间的平均每年195亿令吉，于2011至2023年期间激增至平均每年394亿令吉。
疫情危机后，大马对外投资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从2020年的138亿令吉，于2021至2023年期间激增至平均每年450亿令吉。
继2021年净流入188亿令吉后，股票和债券投资组合投资于2023年净流出457亿令吉，2022年则是净流出506亿令吉。
平均而言，组合投资遭受更广泛的净流出，2011至2023年期间每年净流出额高达167亿令吉，而 1999至2010年每年净流出额仅为3亿9300万令吉。
2010年至2023年，外国证券投资平均每年净流入169亿令吉。 同期我国永久居民的资金流出规模更大，达到每年289亿令吉。
大马必须提供令人信服的经济、投资和企业盈利前景，以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者，投资本地各类资产。
尽管经常账户盈余甚至赤字的缩小，并不全然是一件坏事，但我们必须加强经常账户平衡，同时进行财政改革，从而降低净债务和负债，并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以吸引更多投资，包括外来直接投资，留住国内资金，并增加商品与服务的出口。
外国资本的持续流入和庞大的外汇储备，将为经常账户余额的疲软提供强有力的缓冲，并支撑令吉。
中国如何应对特朗普关税?/Project Syndicate
作者：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解放日”对180多个国家进口商品宣布的全面新关税，将作为一场人为经济海啸而被铭记。
许多人都将其与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于1930年颁布、令全球贸易额在随后五年内暴跌了66%并加剧了大萧条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相提并论。
特朗普的关税——其中大部分已被突然暂缓90天——令金融市场慌乱不已，导致一些分析师警告说，美国可能在2025年陷入衰退。
由此产生的全球影响不容低估。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有着巨大影响。
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政策制定手段加剧了不确定性，致使人们对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
国际经济架构或瓦解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美国放弃其各项国际承诺，世界有可能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这是一种让人回想起1930年代的情境，当时没有一个大国能够或愿意提供维持世界经济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如果当前趋势持续，美国在80年前帮助建立的国际经济架构就可能瓦解。
其他经济体应如何应对特朗普的关税？
中国、加拿大和欧盟已经宣布了报复措施，而其他国家则展示了谈判意愿。对许多国家来说，美国不仅是一个主要出口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安全伙伴和地缘政治盟友。
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的反应则尤为重要。
虽然特朗普对几乎所有国家都征收了新关税，但中国显然是他的首要目标。
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就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展开了调查，并对一大批中国商品征收了全面关税——其中许多都被拜登政府沿袭了下来。
特朗普上一轮贸易战中的针锋相对态势也再次上演。
中国政府在美国宣布对其进口商品加征34%关税（此前已加征了20%）后的48小时内就做出了回应，与特朗普的关税水平看齐并推出了一系列更具针对性的措施。
而特朗普则反过来将关税比率提高到104%，促使中国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调高到84%。随后特朗普进一步升级，在搁置解放日关税的情况下，将中国商品关税率提高到了125%。
虽然中国专家们对如何应对特朗普关税意见不一，但其中许多人认为做出让步只会让美国得寸进尺，而中国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提高到125%的举措也反映了这一观点。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对话找到缓和局势的办法。
除关税外，中国政策制定者还应在三个关键政策领域采取更具战略性的应对措施。
首先，他们必须加大力度促进经济增长。
在经历了两年的相对疲软表现后，中国政府终于在去年9月出台了更加积极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从而使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显著加快。
但是，美国新宣布的关税可能会使中国难以实现GDP增长和通胀分别达到5%和2%的目标，因为出口下降可能会减少总需求，加剧工业产能过剩，进而加大通缩压力。
海南海口第五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现场。
央行应放松银根
考虑到美国新关税的潜在影响，中国政策制定者需要实施大胆且目标明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应考虑进一步放松银根，包括降低政策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可以肯定的是，对金融稳定的担忧限制了货币贬值的空间。中国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财政政策——尤其是中央政府所增加的赤字支出——应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凸显了通过加强国内消费来重新平衡中国经济的必要性。目前消费仅占该国GDP的56%左右，比全球平均水平低近20%，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
加强国内消费
过往中国都是通过严重依赖出口需求来解决这一失衡状况。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该战略随着全球需求的减弱而日益难以为继。因此，中国政策制定者推出了“双循环”战略以拉动内需和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
今年3月，中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旨在刺激消费的新“特别举措”。但这本身就比刺激投资更加困难，因为家庭支出主要受收入和信心的驱动，而两者的提升都需要时间。
最后，美国令人遗憾的保护主义转向，有可能造成全球领导真空。过去几十年间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欧和东亚国家——从开放市场中获益匪浅。
中国必须借助双边和多边手段，去与这些国家共同努力维护这一体系和促进自由贸易和投资。
多边合作维护自贸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来促进国际交流，包括针对丹麦、挪威和韩国等国公民的免签证入境。类似的措施也可以扩展到贸易和投资领域。
令人鼓舞的是，中国政策制定者已经在上述三个领域取得了进展。在世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际，最符合中国的利益的做法，应该是首先要把自己内部理顺，然后在维护全球经济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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