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拉·诺洛夫（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大西洋理事会非居民高级研究员）

全球秩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需要制定新的经济、安全议题。从热战、局部叛乱到大国对峙，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经济与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世界各地普通民众日常关注的问题。

更为复杂的是，新兴市场正在获得经济影响力，并通过全新网络和战略联盟，直接挑战传统大国的长期主导地位。

仅凭上述进展就足以使当前成为一个以经济不稳定、通货膨胀和供应链破坏为标志的动荡时期。但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带来（军备竞赛和网络威胁等）全新安全风险的快速技术进步，以及疫情和气候变化等自然风险。

为了驾驭这个危险的新世界，我们必须将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纳入考虑：即地缘政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全球经济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全球经济竞争与整体繁荣之间的关系。

所有途径都揭示了经济和安全间的多重相互关系。要想应对高度互联的全球体系所带来的各种复杂挑战，我们就必须了解所有这些问题。

正如近年来所表明的那样，地缘政治几乎可以在一夜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重塑贸易、投资流和政策措施。除造成毁灭性的人员伤亡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其影响，往往超过了直接冲突的地区。

高度互联一夜变色

例如，西方主导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乌克兰通过黑海的粮食出口中断，导致了能源和粮食价格飙升，从而造成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和供应不安全。此外，在2022及2023年西方企业大规模撤出俄罗斯后，中国加强了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

同样，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也破坏了整个中东的稳定，依赖旅游业的埃及、约旦和黎巴嫩等邻国所受影响最深。

与此同时，长期接受伊朗物资的也门胡塞叛军也一直在红海袭击货船，迫使国际航运公司暂停或调整航线，并直接影响到通过全球商业主要动脉苏伊士运河的贸易。

我们也正在目睹自然威胁所造成的不稳定。新冠疫情流行推动全球经济从最具成本效益的“即时”供应链，转向旨在强化中断抵御能力的“以防万一”模式。

而且，近来，由埃尔尼诺现象所引发的干旱，降低了全球商业的另一大动脉巴拿马运河的水位。无论出于地缘政治亦或生态原因，绕过上述新瓶颈的路线不可避免地将增加运输成本，导致交货延迟并破坏全球供应链，从而造成通胀压力。

谈到全球经济关系对国家安全影响这第2个层面，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某国已建立起既能吸引支持又能抑制反对的经济关系网，那么，其更有可能采取大胆或积极的安全措施。

经济网络形成武器

以中国为例，该国正指望其一带一路倡议范围内的经济依从国，接受其政治影响力和长期霸权。许多国家现在依然依赖中国提供与国防相关的关键供应链组件，导致上述国家在外交和军事领域均处于弱势地位。

从更广义的角度讲，采用经济网络和基础设施等形式的全球互联互通正日益遭武器化，并被用于地缘政治目的。正如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所表明的那样，经济关系可能会造成依赖，从而增加反对强硬安全政策（甚至是彻头彻尾侵略）的成本。

世界更为敌对

供应中断的隐性威胁，对国家安全目标有时具有相当微妙和险恶的强制性。由于美元体系具有网络效应，美国通过对违反国际准则的国家实施强制性制裁而保留了执行国际秩序的重要影响力。

与敌人进行交易有利可图，或者仅仅是实用，但它也会改变实力分配。正如西方政府在过去20年来所了解到的那样，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窃取和逆向工程等手段，可以抵消技术优势。

因为现在必须权衡考量物质福祉和安全因素，导致全球经济竞争和繁荣这第3个维度，由于前两项趋势的存在而变得复杂难解。

因此，该领域的探讨围绕经济安全概念展开，意味着支持特定生活水平所需的稳定收入和可靠资源供应必须得到保障。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和拜登总统“更好地重建”计划，反应了与中国经济关系损害美国繁荣的担忧。

管理上述各项经济和安全目标间的紧张关系，是美国及其盟友所面临的难题。适应市场和地缘政治驱动的经济实力转变，与维持有能力保护全球经济军力的经济实力间，存在着潜在的矛盾关系。

美国作为主导力量，必须既有意愿且有能力维护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及和平的国际秩序。这将需要对军事能力和联盟进行额外投资，以对抗领土侵略和捍卫海上航道，还需要更强有力的环境政策和框架，根据市场原则来分配全球经济收益。

借助试图通过逆全球化（回流、在岸和“友岸生产”），我们可能冒险增加更分散化的世界所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威胁。虽然与对手建立经济关系可能造成危险的依赖，但也可以被用作对抗敌意的保护措施。

各国政府在制定全新经济-安全议题时，都必须应对上述紧张局势。世界正迅速变得更加敌对且充满风险。

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全与繁荣，我们必须理解安全与繁荣背后各种复杂力量的相互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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