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税颠覆FDI规则?/李兴裕
美国贸易政策可能会对全球外来直接投资（FDI）流动产生广泛影响。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作用显示，针对贸易不平衡的关税和贸易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全球投资状况。
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了经济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促使投资者在重新评估受影响国家的风险时采取谨慎立场。跨国公司可能会因为担心出口收入、成本和盈利能力，而犹豫是否在面临美国关税的国家投资或扩张。
随着企业重组其全球供应链以规避新的贸易壁垒，全球供应链的风险降低。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4年首9个月，全球外来直接投资总额增至1.37兆美元，从连续两年的跌势中复苏（2023年为1.36兆美元，2022年为1.33兆美元）。
在特朗普首次担任美国总统（2017至2021年）期间，全球外来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17至2020年期间大幅下降，年均下降16.4%。
东盟FDI份额飙升
2022至2023年，流入亚洲的FDI年增长率为6.7%，2023年增至6211亿美元，2022年增至6778亿美元（2017至2020期间的年增长率为1.1%），反映出全球经济增长不平衡、对部分地区持续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以及投资重点的结构性变化和供应链重构。
2024年首三季，FDI流入为5880亿美元。
最近，地缘政治的分裂、大国之争的策略转变，以及特朗普上台以来开始的贸易冲突，都加剧了不利因素，其中包括企业在地理位置上邻近或政治上与本土市场更为接近的国家进行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
令人鼓舞的是，在亚洲，2022至2023年东南亚的FDI 流入每年增长8.2%，年流入保持相对稳定，2022及2023年分别为2231亿美元和2263亿美元（2021年为2085亿美元）。
到 了2023年，东盟在全球 FDI 中的份额飙升至 17%，高于 2006至2015年期间的年均 6%。2024年首三个季度，东南亚的FDI流入已扩大至2350亿美元。
区域稳定吸引全球投资
东盟持续获得FDI流入，得益于稳定的经济增长表现、通过多边伙伴关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ACFTA)）实现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投资环境改善、众多促进和便利 FDI 的国家投资政策措施，以及新兴产业不断扩大的机会。
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冲突、地缘政治分裂及为保障经济安全而进行的供应链重组，正日益推动FDI流入东盟地区，因为本区域潜力巨大（总人口6.77亿人，全球人口第三多）且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经济总值3.8 兆美元），投资者和企业都寻求将业务分散到远离潜在地缘政治热点的地方。
投资者利用东盟相对稳定和进入本区域多个市场的渠道，在全球紧张局势下将投资分散到东盟不同国家，从而“降低”投资风险。
大马保持谨慎乐观
我们对2025年及以后的 FDI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过往记录显示，FDI受全球经济实际 GDP 增长的影响。
尽管我们对2025年全球增长的基线预测大致维持2.9%，但仍低于2000至2019年3.8% 的长期平均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2025年全球贸易将增长3%（2011-2019年为 3.7%）。
然而，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加，将使全球FDI的前景黯淡。由于地缘战略分裂和关税战争风险升级，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VUCA)仍然很高，这使得长期投资至少在短期内具有挑战性。
贸易关税战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常会对FDI或FDI转移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贸易战会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增加政治和监管风险，扰乱供应链，并可能导致企业将投资转移到贸易冲突以外的国家。
贸易战对投资而言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追求效率的FDI将避免投资那些对外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国家，或是受到关税升级影响的国家。
话虽如此，如果受贸易关税影响的国家拥有稳定的监管环境和自由贸易政策，追求效率的FDI可能不会撤离这些国家。
贸易报复会阻碍贸易冲突国家的出口导向型FDI，同时促进跨越壁垒的FDI流入征收关税的国家及受关税升级影响较小的国家。外国政府设定的更高关税可能会增加贸易成本，并促使企业规避关税。
在特朗普2.0政策下，依赖美国经济获得销售收入的企业将寻求规避这些贸易壁垒。鉴于美国本土比海外享有的竞争优势，实施普遍关税可能会让公司更愿意在美国设立工厂。
我们可能会看到关税跳跃式增长，即企业投资以规避关税。这种情况发生在1980年代，当时日本企业在美国投资以规避针对其出口的贸易限制。
最近的中美贸易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文献综述和研究表明，在特朗普1.0时代，美国企业减少了投资，转移了供应链，增加了国外供应商，减少了国内供应商，这可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成本。
有关2018至2019年关税行动影响的研究预测，截至2020年底，美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增长率将下降1.9个百分点。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贸易冲突对中美两国主要贸易伙伴如台湾、墨西哥、欧盟和越南的转移效应。
例如，大量出口导向型FDI从中国撤资，墨西哥和东南亚的跨境投资增加。东南亚经济体可能从贸易冲突中受益，因为它们寻求机会在美国市场上取代中国商品，并在中国市场上取代美国商品。
不同行业影响各异
贸易紧张局势对跨境投资项目的影响因行业而异。
当主要经济体之间出现贸易紧张局势时，半导体制造、汽车制造、服装和纺织品、制药和造船等严重依赖全球价值链(GVC)的行业的企业更有可能将投资转向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因为这些地区的生产成本较低，可以作为替代制造中心，以避免贸易冲突带来的高关税。
最容易受到贸易关税战影响的国家必须实施保护措施，以减轻贸易战升级的风险，同时保持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了解特定国家吸引FDI转移的潜力非常重要，这可以抵消贸易关税战的负面溢出效应。
这些潜力包括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利的宏观经济条件、有利的投资生态系统及较低的战略和地缘政治风险。投资环境中较低的政策、监管、经济和金融风险认知，将吸引FDI流入。
虽然人们认为，不确定性和风险是贸易紧张局势影响一国FDI流入的先兆，但应对影响的政策，将根据一国的经济复原力和产业实力，以及其在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中的融入程度而有所不同。
投资转移或迁移，可能会威胁一些经济体对FDI的严重依赖，从而扩大其工业发展路径，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可以从投资重定向中获益，因此需要准备好吸引新的投资者，尤其是市场导向型FDI行业，这使得区域一体化成为其商业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经济特区提供稳定
经济特区（SEZ）可以在不确定时期为企业提供更多确定性，并可以增强其在全球贸易和FDI中的作用。
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经济中，越来越多的行业、市场相互关联，以及贸易冲突、科技战、地缘政治和气候变化等干扰因素迅速演变，行业和投资者将采取多元化战略，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营运成本，并防止政策突然变化。
东盟有潜力吸引更多新兴工业和领域以及与永续发展相关的绿地投资。
这些包括高科技制造业、半导体、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电动汽车供应链、可再生能源价值链和供应链网络的发展。
东盟经济增长前景良好、投资环境良好、投资便利化框架不断加强、区域一体化持续推进、公私合作不断推进、产业生态系统不断加强，这些因素将继续吸引大量投资。
东盟可以利用区域内投资，促进国内企业在区域内拓展业务。
免责声明：所有评论为作者的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报立场。
大马经济励精图治/李兴裕
近年来，马来西亚的投资格局正发生变化，推动因素包括市场对高科技、绿色工业和先进制造业，以及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兴趣日益浓厚。
大马经历了投资复兴，继续成为外来直接投资 (FDI) 的接收国，国内直接投资 (DDI) 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事实证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能创造可观的投资回报，让国内外跨国公司从中受益。
制造业出现了新的增长领域，例如半导体在数字化、数据中心、人工智能（AI）、电动汽车、医疗设备、航空航天工业、电信、化学医疗保健中的先进应用，以及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水力、氢能）等快速增长领域的应用，使大马致力于成为这些行业的区域枢纽，并融入全球供应链。
我们相信，我国的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大马不仅位于战略位置，紧邻两个人口最多的经济体（中国和印度），而且位于亚洲和东盟的中心位置。
虽然大马经济在增长前景和国内市场规模（庞大人口）方面可能不如东盟一些国家那么令人兴奋，但它在东盟内部仍然处于"最佳位置"，拥有积极的经济增长前景和引人注目的投资故事。
增长机遇的灯塔
尽管人们认为，特朗普的贸易关税、经济和投资政策引起的不确定性，可能会通过将投资重新导向美国来抑制全球经济、贸易和外来直接投资流动，但包括大马在内的东盟，仍然是全球不确定性中的“增长机遇的灯塔”。
自特朗普1.0时代的贸易冲突、冠病疫情及乌克兰持续的军事冲突以来，全球经济和商业环境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和具有挑战性，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大国之间通过贸易、科技和工业政策等进行的战略竞争所造成的分裂力量影响。
迈新增长时代
鉴于国际贸易和投资地点的重大热点，企业正在通过恢复在岸生产或”近岸生产“或”友岸生产“来重新配置其供应链，以实现采购多元化，减少对远距离制造的依赖，降低风险，确保备用采购计划以减少任何单一地区或供应商中断的影响，这些都受到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对经济更强韧性的渴望等因素的驱动。
政府已实施多维度的杠杆，将大马推向新的增长时代，并顺应大趋势，制定战略方向和举措，以令我国到了2030年成为一个永续、绿色的高收入国家，并跻身全球竞争力前20强经济体之列。
增长路径已经确定。大马必须通过昌明经济框架、第12大马计划 、2030 年新工业大蓝图 (NIMP 2030)、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 (NETR)、国家半导体战略和 2030 年公私合作总体规划，对国家经济进行重组和再平衡。
这引发了人们对大马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吸引高质量的 FDI 进入高增长高价值工业(HGHV)，同时将 DDI 重新注入科技、绿色和数字经济、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和气候缓解项目，并与区域供应链整合。
政府推行的GEAR-up 涉及6家官联投资公司（ GLICs），从今年开始的5年内投资约 1200 亿令吉（每年 250 亿令吉），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内投资。此外，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的建立，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了进军新兴增长领域的机会。
第13大马计划近在眉睫
即将于今年7月公布的第13大马计划（2026至2030年）将继续专注于能源转型、科技和数字、高价值电气和电子（E&E）、稀土、现代农业和农基工业，以鼓励更多新的投资。
大马参与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及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等多项重要经济协定，加深了经济联系，促进了投资，并扩大了制造业、绿色能源和消费电子等领域的合作。
过去5年，即2020至2024 年期间，我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总额平均每年增长 14.3%，2014 年达到 7650 亿令吉，占总贸易额的 26.6%（2015至2019 年为年均增长 5.2%）。2020至2024 年期间，我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率为年均 12.5%，高于 2015至2019 年的年均 6.9%。2020至2024 年期间，东盟平均每年在我国投资 563 亿令吉，明显高于 2015至2019 年的年均 290 亿令吉。
大马经济2024年增长5.1% ，高于 2023 年的 3.6%，同时私人投资也实现了 12.3% 的显著增长（2021至2023 年平均每年增长 4.9%；2011至2019 年年均增长 8.8%），创下 2014 年以来的最高增长率（+11.1%）。其占 GDP 比重从 2020 年的 15.6% 和 2011至2019 年的年均 16.1%， 增至2024 年的 16.5%。
推动投资增长
推动私人投资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投资者对经济增长和投资前景的乐观态度、政府的有利政策，以及符合半导体、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数字经济和可再生能源等大趋势的战略转型倡议。
自冠病疫情危机以来，我国过去4年吸引了大量 FDI 和 DDI ，2024 年批准投资总额创下 3785 亿令吉的历史新高，而 2021至2023 年的年均投资额为 3022 亿令吉。2020 年（疫情期间）为 1674 亿令吉，2019 年（疫情前）为 2119 亿令吉。
2021至2024 年期间，DDI 在批准投资总额所占比重为 42.3%，而其余 57.7% 为 FDI。2021至2024 年批准制造业投资项目的细分显示，新投资项目占总额的 49.7%，其余 50.3% 来自业务扩张和多元化。
外国巨头布局大马
外国巨头的投资涌入显示大马已准备好接受投资。虽然我国的中立外交政策为其提供了积极优势，但总有一天，我国将难逃被卷入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中。
值得关注的是，在大马布局的外国大型科技巨头，包括微软未来4年投资22亿美元建设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谷歌投资20亿美元建立首个数据中心和谷歌云区域、亚马逊网络服务（AWS）投资62亿美元、德国半导体巨头英飞凌科技股份公司额外投资50亿欧元、Enovix Corporation拟投资12亿美元。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计划投资约21亿美元建立人工智能中心和扩建数据中心设施。
此外，英国半导体和软件设计公司安谋控股（ARM）与我国政府达成4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重塑大马半导体格局，包括将在10年内投资2.5亿美元，向安谋控股购买芯片设计蓝图，并为1万名集成电路（IC）设计工程师建立全面的培训计划，
批准投资的实现通常需要2至3年的时间，这对于确保在促进经济增长、创造高收入就业机会和深化外国跨国公司和国内中小企业之间产业联系方面的实际经济效益至关重要。
投资实施率提升
大马投资发展局 (MIDA) 的项目实施和促进办公室 (TRACK) 在成功加速已批准的制造业项目的落实到位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效力。值得注意的是，从 2016 年至 2023 年 5 月，实施率显著上升，从 60% 上升到令人印象深刻的 80%。
平均而言，2021 至 2023 年的年度实施表现表明，超过 85% 的已批准制造业项目已经实施。2023 年批准的项目中，超过 86.5% 已经投入营运，而 2024 年首9个月批准的项目中，超过 63% 已经落实。
实际外来直接投资流入在 2020 年冠病疫情期间大幅下降至 169 亿令吉，但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分别强劲回升至 843 亿令吉和 662 亿令吉。过去两 年，外来直接投资净流入仍保持可观水平，分别为 361 亿令吉和 708 亿令吉。这些资金来自采矿业、制造业、批发与零售贸易、资讯科技及金融服务业。
确保效率问责
综上所述，我们相信在全球经济挑战下，我国投资前景将继续向好。政府、各部门和机构必须继续确保有效执行计划和方案，注重强有力的执行和协调，明确角色和责任，持续跟踪和监督，确保良好的治理和问责制。
政府须致力于简化法规，减少官僚负担和商业痛点，以培育有利的商业生态系统，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而言。解决熟练劳动力短缺和人才发展仍是政策重点，可通过提高技能和再培训计划、将教育和培训计划与行业需求相结合、加快聘用外国特定人才，以及允许本地大学的外国毕业生在我国工作等举措来解决。
企业界期待利商特工队（PEMUDAH）推出一份名为"商业新政"（NDFB）的文件，提振信心、刺激经济增长、推动数字化转型，重点改善商业环境、应对各种结构性和时势性的挑战。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