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没有一个连贯的贸易政策。它的贸易政策是伪装的政治战略，对中国虎视眈眈。毫不奇怪，中国做出了回应。

两个超级大国都依靠盟友的支持，美国倾向于七国集团（G7），中国转向全球南方——经济脱钩是已经板上钉钉。

人们很容易将这一不幸的转折归咎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特朗普打响了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而拜登在保护主义上变本加厉。然而，这些问题在两位总统之前就早已存在——主要源于几十年来对外贸在开放经济中的作用的误解。

政客们倾向于将贸易余额视为非黑即白：顺差好，逆差坏。自1970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差额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贸易被视为是坏的——是原本强劲的经济中渗漏的弱环，给就业、公司、社区和收入带来压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认为自己是他人不法行为的不幸受害者。1980年代日本是罪魁祸首。现在则是中国。美国还指责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过去五年中，它阻止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任命，事实上阉割了世界贸易组织。

回归经济概念

指责是一场政治而不是经济游戏。经济学专业第一课就是要尊重国民收入核算的一个基本前提：一个国家的贸易余额等于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差额。

因此，任何想要投资和增长但储蓄短缺的经济体都必须从国外借入剩余储蓄，从而需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收支和贸易逆差。

这个概念框架完全适合美国经济。2023年，美国的国内净储蓄率（个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经折旧调整后的综合储蓄）为负，占国民收入的-0.3%，而二战后的平均水平为6.4%。这种情况以前只发生过一次：在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

这导致了政治上令人不安的贸易判断：与国民收入身份相一致，储蓄短缺的美国存在巨额外部逆差。2023年，经常账户逆差相当于GDP的3%，商品贸易逆差占GDP的3.9%，分别是战后平均水平1.3%和1.7%的两倍多。

把这个问题归咎于别人是一种逃避。没有国内储蓄的短缺，就不会有贸易逆差。而这种缺口主要是国内造成的——联邦预算赤字过大，这些赤字在国民收入账户中被计为负储蓄。联邦预算赤字在冠病经济衰退期间膨胀至2020-21年的占GDP的13.3%，2022-23年保持在GDP的5.8%，几乎是1962年至2019年平均3.2%的两倍。

此外，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基线预测表明，未来十年赤字份额也将保持在当前水平附近。

贸易逆差归咎中国

这个结果不是中国的错。这是美国政客有意识决定的结果。但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将美国不断扩大的商品贸易逆差完全归咎于中国，其要害在于认定中国占逆差之比在1999年至2015年间从20%飙升至近50%。特朗普获胜后，关税迅速增加。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策略似乎奏效了。从2018年到2023年，关税使源自中国的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减少了1388亿美元。

但在同一时期，总逆差增长了1810亿美元——与我们对一个储蓄率下降的国家的预期完全一致。不包括中国，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从2018年到2023年扩大了3190亿美元，因为从墨西哥、越南、加拿大、韩国、台湾省、印度、爱尔兰和德国的净进口激增。

换言之，尽管美国领导人努力让选民相信他们正在解决该国的贸易问题，但“解决中国问题”的概念毫无价值。针对中国，美国只是将贸易从低成本生产国转移到成本较高的国家——相当于对美国消费者加税，在中国关税之外额外增税。

与此同时，华盛顿完全不着急巨额预算赤字，这将进一步压低国内储蓄，导致贸易转移增加。

要是故事就此止步就好了。贸易冲突使华盛顿对中国发动全面政治攻击。不仅国家安全问题引发了一场科技战，过度的恐华症也增加了网络战的风险。

损害了谁

此外，美国刚刚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新一轮所谓的301条款关税，针对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而美国在这些领域几乎没有任何比较优势。在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明显之时，这将损害美国的绿色能源目标。它也散发着虚伪的味道。

毕竟，美国抱怨中国不公平地补贴其替代能源计划，完全不顾美国的慷慨补贴长期以来使特斯拉等公司受益颇丰。

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个结论在战后时期成为公认的智慧，现在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由此导致的美国贸易政策的不连贯性——对储蓄驱动的贸易逆差摇摆不定，沉浸在国家安全妄想症中，害怕必须依赖中国所谓的过剩产能来应对气候变化——有可能使世界变得更糟。

全球管理已经支离破碎，超级大国冲突的危险令人痛苦地想起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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